傳統村落作為中華農耕文明的重要載體和優秀基因庫，承載著豐富的民俗遺產，其存續現狀與未來發展備受社會各界關注。21世紀初以來，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式保護得以推進，鄉村振興戰略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相繼實施，民俗遺產對傳統村落保護與鄉村振興的賦能日漸突顯。探究民俗遺產賦能的實踐進路，對于推進傳統村落保護、鄉村文旅產業發展、鄉村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基金項目：本文為天津大學黨的二十大精神專題研究闡釋項目“鄉村振興視域下非遺‘雙創’與傳統村落過疏化耦合治理研究”（項目批準號：2023XS-0037）階段性研究成果。

《民族藝術研究》雜志2023年第6期“文化發展與創新”欄目刊出 2023年12月28日出刊

2012年，中國正式啟動傳統村落的全面調查，同時進行了專家審定與《中國傳統村落名錄》的甄選工作，迄今已有六批共計8155個村落入選國家級傳統村落名錄。中國傳統村落名錄評選作為歷史上一個意義重大而影響深遠的事件，體現出中國對農耕文明的重視，也彰顯著民眾日益煥發的文化自覺。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傳統村落保護工作，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指出，“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加快建設農業強國，扎實推動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1]特別強調，針對扎根于村落的優秀傳統文化，可通過“深入挖掘民間藝術、戲曲曲藝、手工技藝、民族服飾、民俗活動等非物質文化遺產將保護傳承和開發利用有機結合起來，把我國農耕文明優秀遺產和現代文明要素結合起來，賦予新的時代內涵。”[2]

民俗作為人們基于具體人地關系不斷協調而創造和享用的一種實踐性地方性知識，是以鄉村生產、生活為核心的一系列本土觀念、技藝、組織、制度以及治理等構成的一整套本土文化實踐體系。[3]而在當下全面踐行城鄉融合發展之路的背景下，民俗遺產不僅是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催化劑，同時也是締結鄉村共同體結構關系的黏合劑、構建鄉村公共記憶的穩定劑。

一、傳統村落保護中民俗遺產當代價值的“再認知”

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把人的基本需求分為生理需求、安全感的需求、歸屬感以及對愛的需求、自尊的需求以及自我實現的需求這五個逐漸上升的層級。[4]從初級階段分析，傳統村落作為民眾賴以生存、繁衍、生產、生活的家園，可滿足生存需要與安全需要。從中級階段分析，無論是傳統村落中的營造先民，還是移居者，抑或現階段的新鄉民群體，民俗遺產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創造者、傳承者，抑或被動受到影響的旁觀者，無疑都是以一種“敘事主體”在場，進而從此空間中獲得某種心靈上的歸屬與滿足。從高級階段分析，傳統村落的興旺與民俗遺產的傳承、賡續，對于中華民族維護文化身份認同、提升文化自尊自信以及促進人類文化多樣性發展都具有積極的支持作用。因此，衡量傳統村落與民俗遺產的當代價值，不應僅從有形價值、經濟價值、產業價值等易被可視化、可量化、可物化的層面進行論斷，還應通過精神價值、文化價值以及推動人類文明進程等長效、高需求的層面進行衡量。

（一）傳統村落保護

“村落遺產這個詞語的本質還需要重新認識，如果不認清它的本質我們就不能知道它的價值，就沒有準確地保護它的方法。”[5]可以說，對于傳統村落概念的再思考，不僅是對其內在價值意義的梳理，同時也影響社會各界對傳統村落發展邏輯的推演、評判體系的架構與保護方式的擇選。具體而言：

其一，從“古村落”到“傳統村落”。學界普遍認為：“古村落”一稱較有模糊性和不確切性，僅體現“歷史久遠”的時間性，而“傳統村落”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指向選址科學、格局清晰、街巷完善、遺存雄厚、文化典型、鄉風文明，且具有持續活態的生產生活及民俗傳統傳承的優秀村落類型代表。概念的轉變關涉以下內涵：首先，傳統村落的價值評定，既要將時間久遠作為評判標準，也要將目光聚焦于村落本體價值及衍生價值，打破“老”即“優秀”、“舊”即“杰出”、“原始”即“文明”的誤區；其次，要充分尊重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共同訴求與表達，不能用工業文明、現代文明的標準去衡量原始文明、農耕文明的存在價值；最后，要以發展的、前瞻性的視角看待村落價值。唯有兼顧村落“共時性”與“歷時性”的雙重價值，才能做到既尊重歷史，亦未忽略當下，達成理解、使用、保護和傳承人類智慧成果的共同理念。

其二，從“有形遺產”到“人類的另一類文化遺產”。圍繞中國村落所展開的研究發軔于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學科。受以梁思成、劉敦楨為代表之營造學社所發起的關于全國民居調查研究的影響，建筑學領域的研究持續占有較大比例。20世紀80年代，人文地理學、旅游學、農學領域相繼展開了對村落人文價值、歷史價值以及旅游價值的深入探索。近年來，隨著習近平總書記“鄉愁”理念的不斷深入，社會各界對于傳統村落的關注不僅僅局限于建筑文化、鄉土景觀、歷史文物等有形遺產，也十分注重有形遺產背后的文化、歷史及其相互之間的內在發展規律與邏輯。首先，學界普遍就傳統村落兼有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特性達成共識，兩類遺產相互融合、相互依存，同屬一類文化與審美基因，因此必須將村落作為一個有機整體進行研究；其次，村落中蘊含大量的精神類文化遺產，依靠當地居民傳承傳播，一旦人去村空，便會消失彌散；最后，作為正在使用著的活態生產生活基地，其研究既應注重在提高村民生活質量基礎上的對村落空間“有形”層面的提升與改造，也應關注其產業結構的完善與調整，以及精神文明層面的建設與引導。

其三，從“難登大雅”到存續“母體文化”與“根性文化”的活化石。“民在”即民間在，“村在”即根脈存，民俗概念從“民間古俗”“賤民古俗”“殘存文化”到“民眾的知識”“民間的智慧”稱謂的轉變，體現出了各界對民間文化非線性發展特征規律的共識。反觀催生、促發、傳衍優秀傳統文化的傳統村落，逐漸從“落后原始”“下里巴人”的代名詞，被認為是承載“文化基因”的搖籃。“這個轉型的時代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我們的根脈，我們自己民族的精神，我們血液里的DNA，堅決不能變。”[6]盡管當下各界對“文化基因”的界定各有差異，但將“文化基因”視為文化傳承的基本單位與要素的理念較為一致。換言之，文化基因作為一種文化區別于“他者”的判斷，既可決定這一文化如何形成，亦可引導這一文化的發展去向，同時也是識別和理解這一文化的必要依據，“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也證明了傳統村落作為符合文化遺產類型與文化空間的價值。

其四，從“自生自滅”到“不可再生資源”。傳統村落作為承載農耕文明的不可再生資源，一旦消亡，所面臨的不僅是數量的減少、區域的縮小，文化存量也隨之“稀薄”與“過疏”。中國大部分少數民族傳統村落，保存了體現游牧文明、漁獵文明與農耕文明的傳統習俗、民族信仰、理想追求與價值取向，然而大量信息僅靠口頭傳習、身體傳承，鮮有文字記載。村落一旦瓦解，文化就會隨之消散，民族特性也會消失。例如，被譽為“中國最后一個原始部落”的云南省臨滄市滄源佤族自治縣孟角傣族彝族拉祜族鄉翁丁村，作為研究佤族文化史的“活化石”，卻因一場大火消失湮滅，雖后經多方搶救，村落重建，但仍難以重現其整體性原貌。因此，在當今舉國體制下，圍繞傳統村落所實施的“搶救第一，瀕危優先”的各種保護舉措，無疑是重視其不可再生性的實踐體現。

（二）民俗遺產當代價值的“再認知”

如何完成民俗遺產當代價值的“再認知”，無疑是傳統村落保護開展學術研究與管理活化工作的前提。民俗遺產的早期研究往往集中于民間傳說、民間文學、民俗事象等領域，其研究方式也側重于文獻資料的梳理與整合。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傳統村落保護的“名錄后時代”來臨，社會各界普遍轉向對民俗遺產的實施主體、傳承機制、保護理念與管理策略等現實層面的關注。具體而言：

其一，就村落本體研究而言，打破對村落民俗“以鄉村為空間、以過去為時限”的認知。鄉村是相對封閉的有邊界的小社區，內部受親緣、地緣、神緣、業緣、物緣、趣緣[7]等“因緣生俗”“由俗顯緣”及“藉俗固緣”的民俗生態系統所協調，各種社會關系相互扭結，形成所謂的“親戚窩”[8]。以往圍繞村落開展的認知與探討，通常基于其作為民眾普遍共享歷史文化知識、統一集體記憶、明確時空限定的研究單位，如今村落受信息公開對等、人員流動頻繁、村民個性化發展等因素影響，已與傳統民俗表現出較大差異。入選首批國家級傳統村落名錄的江西省上饒市婺源縣江灣鎮篁嶺村建村于明代中葉，由于村莊地勢復雜，平地較少，房前屋后及自家窗臺屋頂便成為村民晾曬農作物的主要場地，久而久之形成一種地域農俗現象——曬秋。周邊有此習俗的村落正在消亡凋零，而篁嶺村卻因其曬秋習俗聲名遠揚。就儀式本身而言，“曬秋”本是個人或家庭內部行為，每家每戶根據自家需要選擇所曬品種決定晾曬時長，具有較大的自由度。然而，當村民普遍成為曬秋習俗的經濟受益者時，便不約而同達成共識，“小我”逐漸向“大我”靠攏。村民會選擇色彩更為鮮艷、感官效果更富沖擊力的農作物品種進行晾曬，并將曬秋時間延長，同時融入更多藝術性與創造性，最終演變為村民的集體行為。新民俗“曬秋”景觀的產生，不但擴大了其展示價值，為更多游客所熟知，而且促進了民俗文化的傳播，加深了村民對自身文化的再認識，進而增強了文化認同和文化自信。[9]因此，若想建立對村落民俗在發展邏輯與發展方向上的準確預判，就必須打破置于固定時空坐標的研究束縛，找尋出支撐民俗在今日得以存在的內在邏輯，以發展的眼光、需求的心態看待其現在時與未來時。

其二，就村落與民俗的互動關系而言，在兼顧對村落個案式研究的同時，注重村與村、村與城之間的關系，以及對當代村落民俗所產生的影響。當下面對豐富多樣、復雜多變的社會現象、文化對象，村落民俗一方面需要注重在村落“內系統”中的自我實現與突破，也要關注同一地域中村落作為自身“外系統”的影響與關聯；另一方面，伴隨城鄉流動性增加，村落民俗正在經受著來自精英文化與城市民俗的沖擊影響。總之，以鄉土文化統攝城鄉農業文明的時代正在謝幕。若要形成較為整體、客觀、科學、全面的認知，就必須兼顧城鄉融合發展的訴求。近年來，藝術鄉建作為鄉村振興的一種重要方式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在鄉村建設中發揮著修復鄉村文化體系、創造鄉村新文化、鞏固村民文化價值觀、構建鄉村情感共同體等重要作用。[10]在這場因民而生、為民而興的運動中，大量來自城市的精英藝術家們加入其中貢獻智慧。這里首先需要明白一個邏輯，并不是精英藝術為鄉村賦能，而是精英藝術家們在鄉村中汲取靈感來反饋鄉村。民俗是雅致的生活形態，是用來改造通俗的日常生活使之雅化，而不是相反。[11]“扶智必須優先于扶貧”“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藝術家們并不能一味將象征城市文化的思想與行為帶到村落，為村民“代勞”某些本該屬于自己建設與完成的事情，而應該啟發原住民如何認識和展現自我。特別是針對部分傳統民俗，若只是過分追求外在表現，而忽略其精神內涵，無疑是本末倒置的行為。總之，藝術鄉建最大的意義即精英藝術家們為村落提供了一條與城市建設完全不同的思路。

此外，重視對民俗遺產傳承主體——“民”的關懷。任何時候，民俗都是民眾思想與行為的集體性呈現。作為一種雙向動態關系，通常表現為一種相對固定且具有一定周期性的生活方式與慣習，這一特殊性決定了當代圍繞村落民俗遺產的研究必須“隨民而動”。當下，隨著人們可移動范圍增強、社會網絡日漸疏松，村落趨于一種開放性結構，致使“民”的概念有了較大變化：一方面，針對“民”的研究除了包括傳統“居民”范疇，還應充分考慮到融入或影響村落民俗發展的“新人”或“新民”群體；另一方面，在關注民俗承載者的主體性、主觀性及生活經驗的學問之外，還需重視居于同一生存空間的廣大鄉民的態度。

鄉村文化振興既有傳統性面向，也有現代化取向，既需要國家的持續正確引領，也離不開農民的廣泛深度參與。[12]村落中是否仍有大量的村民居住，能否充分發揮村民主體作用，進而激發村民內生動力，已成為中國傳統村落名錄評定的重要標準之一。總而言之，鄉村振興與傳統村落保護皆離不開對“民”的需求。其中，當地居民作為村落民俗、信仰、技藝、人文環境等文化遺產的創造者、傳承者與使用者，本應是最了解與關注村落文化的群體，然而卻易陷入“日用而不覺”“好不自知”的困境。隨著城鄉要素雙向流動的加快，越來越多身懷新知的精英群體，高度認同農業農村所蘊含的發展機遇，成為村落中的“新村民”[13]。此類人群的出現，無疑為當下“空心化”“老幼化”現象頻發的傳統村落提供人才與知識“雙向流動”的可能性。經調研，現“新村民”群體主要由以下四類人群構成：第一類，以學成歸來的學歷型、技術型人才為代表的新居民。此類人群雖生于村落，但因有外出學習或工作的經歷，與“生長于斯”的傳統居民相比，具備更多現代性的新觀念、新思想，他們在積累了一定學識、技藝、經驗后回歸村落，多從事與村落管理或引領新興產業發展相關的工作。第二類，“自城返鄉”的原住民。此類人群主要指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前往異地務工，但隨著年齡增長較難在城市中匹配職業的“城歸”群體。此群體往往學歷不高，但卻積累了一定的社會經驗與經濟基礎。第三類，創業發展型的“城里人”。此類人群主要是指以異地創業或工作為目的，期望將自身經營管理能力、技術水平與村落資源進行整合，以獲取較高的經濟收益。第四類，休閑體驗型的“文化人”。此類人群主要指以轉變生活狀態為目標的藝術家、學者及退休人員，他們熱愛鄉土生活，并有大部分時間居住在基礎設施相對完善的村落中。隨著上述“新村民”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對鄉村內生發展動力產生了提振與激發，反之也會對當地居民的生產生活與價值取向產生較大影響。例如，大部分“新村民”因缺少來自村落傳統文化的長久浸潤，對地方性知識不甚了解，易以“他者”視角批判地看待民俗遺產，如地方信俗、傳統廟會，反而對漢服秀、籃球聯賽等新民俗興趣更濃。因此，結合傳統民俗和新民俗的現狀進行比較，充分反思民俗遺產的當代價值及其轉化機制——如何判斷民俗遺產的價值？如何抉擇民俗遺產的去留？如何在現代與傳統中求同存異？如何促進村民主體意識的覺醒與能動作用的發揮？——無疑是新、老村民群體亟需共同思考的時代命題。因此，當下十分有必要從生活—文化的整體觀視角切入，自民俗遺產的意義、價值和功能的角度闡釋，從而透析國家政治的“大歷史”經由區域社會對于民俗活動產生的共振與影響。

二、民俗遺產賦能傳統村落與鄉村振興的內在機制

從現實困境和工作目標來看，傳統村落保護可視為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重要一環，民俗遺產則是其中的重要人文資源。當前鄉村振興的路徑主要有三種：第一種為城鎮化路徑，側重于城鄉關系的統籌；第二種為產業化路徑，著眼于鄉村經濟的發展；第三種為兜底式路徑，致力于鞏固脫貧成果。三種鄉村振興路徑均以現代化為基本取向。[14]鄉村振興的核心之一是文化振興，而文化振興的重要目標便是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與弘揚。民俗遺產作為重要的在地資源，不僅對人與自然之間的天人關系發揮協調作用，對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同樣具有軟化功能，同時也是地域文化中人生觀與價值觀的集體體現。因此，當下有必要在堅持辨風正俗、移風易俗、守正創新的基礎上，探尋民俗遺產賦能傳統村落保護和鄉村振興的內在作用機制。

（一）協調與統籌：自然、人文、產業均衡發展

近年來，傳統村落的保護并不局限于本體論的研究，而是與生態文明建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挖掘及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等多項國策多效結合、同步推進。民俗遺產體現著中華民族和諧共生的觀念，必然要實現人、地、物的有機復合與賡續傳承，以及自然生態、人文生態和產業生態三態并重的整體復興與均衡發展。具體而言：在自然生態方面，秉承“見人見物見生活”的理念，注重保護孕育發展民俗的自然環境。在保有地方民俗鮮明特色的同時，維持好文化基因與自然要素二者的協調性與吻合性。堅定不移地走鄉村綠色發展之路，深入探究自然地理空間與民俗空間的共融發展模式，以促進人—地關系、人—居關系、人—人關系的長久和諧；在人文生態方面，延續民俗在村落中的傳承方式，尊重村民對本土文化的自信和情感，協調民俗遺產與文化生態保護區、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等國家發展策略的共同走向。激發在地鄉民與在外游子對家鄉的反哺意識，重塑其對家鄉民俗遺產的價值認知與文化自覺，圍繞村落民俗遺產制定近景、中景、遠景發展規劃。汲取鄉規民約賦予村落民俗遺產的優秀觀念及其歷史文脈，為民俗遺產發展提供動力支持；在產業業態方面，充分發揮政府的主體責任，確保產業決策部署落地見效，探索“民俗+農業+旅游+……”等多產業發展模式，增強村落居民的產業化意識，鼓勵村民依托本地文化資源開拓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產業。被列入國家級傳統村落名錄的福建省寧德市周寧縣浦源鎮浦源村是以魚冢、魚葬、魚祭遠近聞名的“魚民俗”村，被譽為國內唯一的以鯉魚文化為主題的傳統村落。南宋嘉定二年（1209），鄭氏家族一支自河南遷來此村，一為防外人投毒，二為澄清水質，便在所飲東洋溪水中放養鯉魚。為了防止村民私捕鯉魚，族長鄭晉十公召集村民制定鄉規民約——村民需代代保護鯉魚。先人的佳話在后人中逐漸衍變成了恒久的信仰。20世紀80年代以來，依托獨特的鯉魚民俗文化，浦源村旅游悄然興起，各地游客紛至沓來，外出打工的原住民紛紛返鄉從事與“人魚文化”相關的產業。在鯉魚文化得到傳播傳承的同時，有效提高了當地居民的收入，成為民俗遺產賦能傳統村落保護，自然、人文、產業均衡發展的代表案例。

（二）求同與存異：讓城市更城市，讓鄉村更鄉村

差異性是傳統村落與城市文化空間之間良性交流的基礎[15]，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鄉愁”在加快城鄉融合發展中所發揮的推動作用。隨著工業化與科技化的迅猛發展，新型城鎮化進程正在快速推進，隨之而來的是人與自然、人與人在某些層面的溝通失語，導致部分民俗因過分迎合經濟發展而放棄原真傳承，使文化內核趨于“同質化”。而當下既不能回避城鄉統籌發展的社會趨勢，也無法過度干涉民眾的審美轉向。基于這一問題，本文認為可從以下方面尋求保護與發展之間的平衡：第一，尊重城鄉文化的“現代語境”，在遵循民俗遺產自身發展與嬗變規律的同時，保護好村落文化空間所蘊含的“母本”意義；第二，辯證地看待傳統村落民俗文化中的落后成分，并對其中的糟粕成分加以區別與剔除，大力推進移風易俗工作，緊跟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步伐；第三，以發展的眼光看待村落民俗遺產要素的“去”與“留”，在全局規劃中兼顧區域性發展訴求。積極引導村民意識到本地民俗作為文旅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前景，游客的駐足恰是因其異于城市文化的“鄉土性”與“民間性”。天津是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興的城市，與海神媽祖有著深刻的淵源，本地流傳“先有天后宮，后有天津衛”一說。圍繞媽祖信仰而興起的祭典形式異彩紛呈，其中以入選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天津皇會”為最。雖皇會歷代的操辦群體多為地方鄉紳與商賈權貴，但參與行會的各道會組織卻多為民間自發，除了個別會種的儀仗執事較為精美之外，大多數道會組織都具有鮮明的鄉土特色。時至今日，皇會已被賦予更多的時代特征，成為民族共通的符號，為促進祖國統一及世界和平發揮著情感紐帶的作用。各道老會并未因所在村落被納入城市區域而被城市文化同化，傳統服飾、儀仗器具、表演程式、傳承方式依然在城市空間中延續著傳統，堅守著傳衍。

（三）傳承與創新：選擇性傳承，發展中創新

民俗作為一個地域或群體的標志性文化，既真實地反映著民眾生活中的豐富細節，又抽象地呈現其生活秩序和精神世界，是地域或群體始終堅守的重要慣習。村落空間中，民俗既可表現為物質性載體或場所（地），承載民俗實施的“場域”（field），亦可表現為無形的創作或表演，體現儀式“情境”（context）的記憶與技藝。如貴州黔東南黎平縣的黃崗侗寨舉辦“喊天節”儀式的廣場與鼓樓、摩梭人成人禮儀式的舉辦場地祖母房等。當今社會，隨著國家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視，多數具有一定歷史文化價值的村落或民俗都已入選各級各類名錄保護體系，并不再被視為單純的文化概念，而是作為摻雜社會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和人倫道德等多因素綜合體進行研究。因此，民俗遺產在當代的轉化與發展亦關系到傳統村落的發展方向，需將社區發展、人權維護和生活改善等要素考慮在內：第一，反映地域特殊歷史進程，體現民眾對本地域、本民族、國家乃至人類文化所作貢獻的文化內核不能改變；第二，與民眾生產生活方式聯系緊密，體現地域文化整體和特性的具體文化現象不能改變；第三，體現中華民族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有利于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民風民俗、鄉規鄉約、方言俚語類等精神性內涵不能改變；最后，不能越俎代庖地實施以犧牲鄉村現代化與農民收入為代價的固態化保護。總之，在發展與傳承、保留與創新、變與不變的尺度中，需要結合當代社會價值體系設立評價標準，在民俗遺產傳承策略、傳承手段、傳承機制等方面全面思考，使傳統村落文化空間得到科學妥善的傳續。

作者簡介：蒲嬌，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副教授，中國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張航，天津大學建筑學院2021級風景園林學（非遺方向）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民族藝術研究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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