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 | 王 拓：“差序格局”與當代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生存策略——基于宜興紫砂傳承人口述史的田野調查（一）
時間：2024-05-10 來源： 中國工藝美術學會 瀏覽量：
94 分享：
基于儒家倫理與中國傳統社會結構的“差序格局”現象在當代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主體構成的特殊社會圈層中亦有普遍性體現。它突出表現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主體的“師徒關系”也是以家庭血緣為中心呈水波紋式向周圍擴散并形成社會“圈層”。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個體既要通過積極“拜師”的“關系實踐”與“核心傳承人”建構起利于自己生存與發展的人際關系網絡，又要通過“人情”運作的方式實現與“核心傳承人”在社會資源方面的利益互惠。“拜師”既是當代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主體的“集體意向性”行為和心理觀念，也成為社會資源有限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謀求生存與發展的普遍行動策略。作為當下一種“社會實在的建構”方式，如何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的現實情境中理性、適度地運用和防范“關系資本”的異化性發展，學界要有清醒的認識。
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下簡稱“非遺”）傳承與保護的核心是傳承人。圍繞傳承人的立檔、保護與傳承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學（以下簡稱“非遺學”）的重中之重。其中，“傳承是為了遺產的延續與永在”，非遺學對“傳承”的研究目標即“促其傳承”。[1]因此，從非遺學學科視角審視當前非遺傳承的實際工作，需要從當前非遺傳承的社會現實情境中發現問題。作為“活態傳承”的民間文化遺產，當代非遺呈現出“師徒式傳承”“家族式傳承”及“社會化傳承”等多元化傳承方式。其中，“師徒式傳承”無疑是最為傳統、直接和普遍的方式，且“師徒關系”的建立、維護、經營及鞏固都牽涉非遺傳承主體之間“社會關系”(Social relations)的處理與調適。因此，“非遺保護是一種處理人與人關系的文化實踐，承認并實施文化干預是非遺保護的基本前提。”[2]然而，受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影響，當代非遺的傳承呈現出諸多不良的社會現象，也面臨著諸多復雜的社會問題。其背后所隱藏的正是非遺傳承主體的社會結構問題，而這些問題都亟待非遺學的研究與解決。
本文立足非遺學研究視域，以江蘇宜興的傳統美術類國家級非遺項目——“宜興紫砂陶制作技藝”的非遺傳承主體為研究對象，嘗試運用“復合型的理論工具”，即結合社會學的“差序格局”理論、人類學的田野考察及傳承人口述史研究三種方法，從“社會關系”的建構這一視角，客觀、辯證地對宜興紫砂非遺傳承人群體如何通過“拜師”的方式來實現“對社會及行業‘人際關系網絡（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net）’的建構”問題進行研究。特別是對這一“集體意向性行為”其背后的心理動機、行動策略以及社會資源的交換方式等問題加以分析和闡釋。其意義在于，從保護與傳承非遺的現實立場，探尋中國民間文化和鄉土社會語境下實現非遺健康、有序傳承的有效方式或路徑，形成中國非遺學對于傳承主體研究的一種方法論思路，以期為當代的非遺學理論建設及非遺傳承體系存在的具體問題和現象提供一些借鑒和啟示。
一、“差序格局”與非遺傳承主體的社會結構
費孝通在比較東西方的社會結構后曾指出，中國鄉土社會的基層結構呈現出一種所謂“差序格局”的特征。他認為，中國的社會結構與西洋的社會結構不同。西洋的社會結構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中國則“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這個以社會個體“己”或“自我”為中心所劃的“水波紋式”的“圈子”，具有隨“己”或“自我”勢力的變化而富有大小伸縮的能力。[3]“圈子”中的所有角色都會依據同中心位置的“己”的親疏遠近程度，找尋自己在“圈子”中的合適位置。
作為中國社會“禮治秩序”的一種基本形式，費氏對“差序格局”的洞見不僅反映了中國傳統社會人際關系的本質特征，而且使中國社會結構中“人的自然差等”問題被日益明晰化。它讓人明確意識到中國人在互動和交往過程中所形成的“關系”實際上還隱含著一種尊卑有別的“等級參數”，而由此形成的社會其本身就存在著一種“級差”，即所謂的“社會等級”。[4]其形態則是由橫向的、彈性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差”與縱向的、剛性的及等級化的“序”共同組成的一個立體多維的結構。作為社會學學術話語的“差序格局”應該同時反映著中國“社會結構的層次”及“人際關系結構的層次”。由此，“差序格局”應具有豐富的內涵，且其縱向的“等級差別”與橫向的“遠近親疏”也應同等重要。
（一）“差”：非遺傳承主體的橫向社會結構
中國社會人際關系網絡（social networks）的構建呈現出“同心圓”或者“蛛網型”結構的特點。“自我”或“己”是“同心圓”的圓心或“圈子”的中心，而其他人根據關系的“親疏遠近”而分別處在不同的圈層之中。每個人與處在不同“圈層”中的他人打交道，遵循的是不同社會“圈子”內部的不同特點、原則和運行規約，從而形成一種具有鮮明“差序格局”特征的“道德秩序”和“關系結構”。對照費氏的“水波紋”比喻，在當前中國非遺以“師徒”為主要傳承方式的體制下，各類非遺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身份以及所在行業中的“工藝美術大師”等名譽頭銜，就是那塊“丟在水面上的石頭”，它撞擊非遺傳承主體的“水面”并形成同心圓般的“圈子”漣暈。漣暈的圓心即所謂的“核心傳承人”[6]，而圍繞“核心傳承人”“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也“就是從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發生社會關系的那一群人里所發生的一輪一輪波紋的差序”[3]，即圍繞“核心傳承人”的關系遠近而劃分出非遺傳承的親疏格局。盡管“圈子”植根于傳統的儒家社會理論，但在傳統的社會結構中也自有其內在的發展邏輯。非遺的家族式傳承、師徒制傳承都會恪守一套主觀能動的行為倫理。
在紫砂陶技藝傳承方面，“我們紫砂行業的傳承就是‘家傳’和‘師承’兩種。如果自己的子女是徒弟，那在自己身邊，時間長了必然也學得多。至于師父教手藝，雖然教是一樣教，但肯定也有偏向性。”[7]在技藝的傳授、宣傳與推廣等資源配置方面，“假如說師父推的話，肯定是先推自己‘家傳’的嫡系，然后才輪到‘師承’。”[7]師徒制傳承中，拜師與否的“差別”[8]在于：“如果有別的人（尚未拜師的學生）來學制壺，特別是零基礎的，就交給學藝精的徒弟帶著教。師父是不會親自來教你的。”[9]在以“核心傳承人”為中心的“圈層”結構中，“紫砂家傳的這些子女，他肯定是家里面有資源，站在父母輩的肩膀上，那肯定爬起來比我們要快，晉升[10]得也比較快，在紫砂圈里的知名度更快。紫砂圈里剛剛出道的那些大師子女的作品，隨便給哪一個客戶的價格都是超出我們這些正常從藝的民間藝人的。”[11]即使單純的“師徒傳承”，在弟子“圈層”中也存在著資源配置方面的“等差”與“次序”：“還有一個實力派高手T，我父親朋友的兒子他本來一把壺也就賣四五千元，但拜了T之后，T給包括他在內的每個徒弟都介紹了經銷商，直接每把壺定價就是兩萬……所以說，肯定是‘圈子’，這個就是‘圈子’的重要性。”[8]事實上，在非遺傳承主體構成的特殊社會結構中，“嫡外有別”“親疏遠近”的“差序格局”可謂普遍存在。它以“核心傳承人”為中心的水波紋將推及至的血親與非血親弟子組成一個小的社會“圈子”，形成一個基于非遺保護與傳承關系的“差序格局”。“差序”的特征不僅體現在非遺傳承“人”的身份與社會角色層面，甚至在“物”的價格層面也體現出了“差等”的特征。這也是當代非遺保護與傳承體制下，非遺傳承人通過拜師于“核心傳承人”加入其“傳承譜系”，積極向其靠攏，并構建以“己”為中心的“圈子”的主要“關系實踐”(relational practice)方式。它體現出了當代非遺社會圈層中普遍存在的那種靠“丟石頭形成同心圓波紋的性質”。[3]P28.
（二）“序”：非遺傳承主體的縱向社會結構
非遺傳承主體中無論是基于血緣關系的“家族傳承”，抑或非血緣關系的“師徒傳承”，都是基于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人倫”這一“有差等的次序”而架構的。作為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結構特征，非遺傳承的譜系本身就是一種人為的“倫”。而它的“等級”特征在以非遺傳承主體構成的特殊社會結構中也有著十分凸顯的體現。如在當代非遺傳承的體制與機制中，非遺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與普通傳承人群體之間不僅在行業“圈層”中存在地位上的“等級差別”，而且在具體非遺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認定與管理制度上、專業技術職稱的評審機制上，非遺傳承人個體的生存與發展也都始終面臨著社會身份與地位的等級化躍遷。當然，在現實社會中非遺傳承主體的上述“等級差別”往往是以一種“橫向的以己為中心的遠近親疏關系與縱向的以群為中心的次序等級關系交錯在一起，并且相互平衡”[12]的復雜現象得以表現。但在非遺傳承主體內部真實的“人倫關系”結構中，作為“師父”的“核心傳承人”同作為“徒弟”的普通傳承人之間，無論是對非遺項目的知識、技藝的掌握，還是對項目有關的各種資源和社會權利的占享，都強烈地表現出縱向上的“等級差距”和“利益次序”。它突出地表現在，面對行業的生存與發展時，非遺傳承主體中的“師”“徒”既要作為社會個體的“己”謀求自己特定的社會權利，又要作為一類特殊的社會“群”體，通過承擔非遺保護與傳承的社會職責而體現其“社會的”形象存在。因此，從鄉土社會孕育出的具有儒家文化特征的非遺傳承主體，其中的每一傳承個體都“并不僅僅是一個機械地履行社會結構所規定的與其角色相符合的行為的角色承擔者”。[13]他們在建構個人的社會關系網絡時，都以自我為中心并享有相當大的行動自主性，能自由決定是否以及如何同他人建構人為的社會關系。正是由于社會個體的“己”的這種主動性，當非遺傳承人個體在家庭結構之外同“核心傳承人”發生人為的“倫”的關系，即通過“拜師”建立“師徒關系”時，便都成為非遺傳承與傳播主體中的積極促動者。從這一角度來說，非遺傳承主體基于生存和發展需要而形成的社會“圈子”結構以及他們為此進行的行為實踐，其邏輯性與策略只有放在“差序格局”對“等差關系”的討論中才能獲得有意義的說明。
綜上，費孝通的“差序格局”以及社會學圍繞其進行的相關理論探討對當前非遺學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從非遺學的視角看，以“差序格局”為特征的中國鄉土社會結構與人際關系倫理對中國非遺的傳承與發展產生著極為深刻的影響。同時，作為認識和分析中國社會基本民情的重要理論工具，“差序格局”理論在社會學的經驗研究中也已得到廣泛的運用。若從順利開展非遺傳承與保護工作的社會基礎層面來說，將“差序格局”理論同傳承人口述史的田野調查相結合，對于從微觀層面洞察和理解非遺傳承主體的社會組織形式、人際關系的構成以及相關的非遺傳承體制與機制問題都將產生積極的學術價值。
作者簡介：王拓，蘇州大學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
010-68396408
xuehuiwangzhan@126.com
北京市西城區阜外大街乙22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