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视频一区_免费视频久久_久久久久国产高清专区_亚洲美女久久久精品免费视频_亚洲精品日韩视频_亚洲视频久久_国产精品久久免费_久久久精品免费视频

五千年中華歷史所造就的中華文化，復雜性、完整性和發展性凝聚成了中華民族的根與魂。本文的研究對象——中華織錦繡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了我國56個民族不同的織錦繡文化。從空間維度俯瞰其歷史演進脈絡，各民族織錦繡文化的差異性總體上展現出“多元”的表征，在族際的交往、交流、交融進程中，熔鑄于共同的中華文化而成為“一體”，其發展軌跡清晰地表現出由“各美其美”到“美美與共”的邏輯演進歷程。換而言之，基于不同層次文化結構的各民族織錦繡文化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中華民族織錦繡文化同時呈現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元”與“一體”的辯證統一。其中，“一體”是主線，“多元”則是內含元素。研究發現，中華織錦繡文化“多元一體”格局的融成，對于厚植中華文化沃土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均具有重要意義。

“十四五”規劃指出：“深入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加強各民族優秀傳統手工藝保護和傳承，建成文化強國，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中華織錦繡文化作為中華民族文化的一塊瑰寶，各民族在長期的生產與生活實踐中創造的結晶，離不開各民族織錦繡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中華文化博大精深在于兼容并包的開放性、多元性和包容性，體現出中華織錦繡文化多元一體格局。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各民族織錦繡文化是中華優秀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的文化沃土。

一、中華織錦繡文化“多元一體”的歷史演進

文化是歷史的標記與回音。歷史過程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根基，如同人類傳承的基因。[[1]]距今三千年黃河中游出現的若干民族匯集融合的核心，被稱為華夏，不斷吸收其他民族文化成分，滲入其他民族聚居區，構成凝聚和聯系的文化網絡，許多民族聯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統一體文化基礎。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中提出“中華民族”這個詞，應該是近代以來對中國影響最大最深遠的語匯。1987年周維衍先生最早提出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概念。費孝通先生提出了劃時代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理論，以多元性分析各民族的獨特歷史與文化特征，強調了各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體性。經歷了幾千年的歷史過程形成，形成了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元文化，在接觸交往交流中融合，同時也不斷改造發展，形成了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2]]進而熔鑄成了一個各具特色的多元統一體文化架構。

以中華織錦繡文化為例，中華織錦繡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最早記載織錦繡的活動見《尚書·虞書》記載舜命禹制作章服，“予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總彝藻火粉米黼黻繡。以五色彰施于五色作服。”[[3]] 戰國時期，已出現紅棕絹繡鳳鳥花卉紋樣與深黃絹襯邊緣條紋錦的搭配。到了秦始皇統一，“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意識就生根發芽了，[[4]]促進不同地區各民族織錦繡文化融匯于“一體”的意識。在漢代，當時工商業非常發達，兩漢的刺繡與織錦齊名，開始以“錦繡”并稱。以考古發現漢代湖南長沙馬王堆、甘肅武威磨嘴子、新疆民豐大沙漠、蒙古諾音烏拉等繡花鏡袋、粉袋、襪袋、褲管的織錦繡邊飾等精美的織錦繡遺物，以及 “政令安邦”封誥，“官服立制”官服，是各民族織錦繡“多元各美”“美美與共”的例證。

隋唐時期，中央王朝與邊疆地區交流日益頻繁，隨著紡織技術進步，各民族刺繡體現在服飾上的互鑒融通進一步深入。如《步輦圖》呈現吐蕃使臣祿東贊身著長度過膝的小繡花錦袍，此乃“番客錦袍”的物證。據《通典》記載，“番客錦袍”是唐朝政府為表示器重和友好，專門為遠來長安的使臣織造的。與此同時，各民族在織錦繡文化的互鑒中形成深淺變化的色彩、富麗而濃厚的表現，以黃綾地的“平針盤金花鳥繡袋”織錦繡技藝堪稱其代表。唐朝文成公主進藏，帶去了大批絲織物及典籍，促進了漢藏民族織錦繡文化的交往交流，如藏族藏毯、氆氌、藏族堆繡無不受到中原文化的影響。吐蕃時期，藏族文化也對中原文化不斷輸入新的內容和樣式，促進了藏漢文化密切聯系，體現出“多元”融合的特征。以經錦為例，經錦是中國傳統的織造技術，2018年出土于西藏自治區那曲市班戈縣門當鄉的藍綠地黃花斜紋經錦絲織品屬于隋末唐初，其獨特的斜紋經錦織造技法，與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絲織物，以及敦煌藏經洞的絲織物都比較接近。此件經錦是經線顯花，緯線單色始于中國周代，絲綢之路南道今新疆和田地區民豐縣尼雅遺址發現的東漢中后期“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臂（膊）就是著名的平紋經錦，[[5]]代表了漢代最高等級、最高規制的織錦類型，體現了漢代陰陽五行思想對織錦織造的深刻影響。藏毯與當今波斯毯、東方毯并稱為世界三大名毯，具有2000多年歷史，凝聚著藏民族的歷史和文化。[[6]]又據考古發現，新疆、山西等地出土的北宋刺繡，同樣見證兩宋時期新疆與內地歷史相沿、人文相關、根脈相連的緊密的交往交流交融的關系，打上了中華文化的烙印，彰顯了新疆地區對中華文化的認同，見證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偉大進程。

宋元明清時期，如宋代瑤人紡織、刺繡、印染技藝高度發展，最具有地方特色的織錦繡代表“八寶被”。瑤人繡女將詩文和圖案結合編織出的瑤族織錦精品，其瑤錦文化在漫長的歷史環境中孕育發展，延綿不絕。瑤族自先秦時期的“荊蠻”到兩漢、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的“盤瓠蠻”，宋代以后的“瑤”。瑤人婦女織就的瑤錦享有“婦紡織之法，莫瑤人之若也”的盛譽。元代，《蒙韃備錄》記載：“有大袖衣，如中國鶴氅，寬長曳地，行則兩女奴拽之。”明代，獎勵墾荒、獎勵棉桑種植，在養蠶方法技藝、印染等不少創新，當時棉桑種植廣泛，棉花取代桑蠶、麻成為中國第一大紡織原料，以家庭種植為主，伴隨商品經濟發展也出現了手工作坊。據《天工開物》《農政全書》《蠶經》等典籍記載，在緙絲、孔雀羽毛等精細加工上均出現了高超水平。永樂時期，南北方都有官營織造設置，北京內染織局、南京神國堂內染織局，還有23個地方織局。其中蘇州、杭州規模最大，并以織錦裝花的云錦最為著名。同時，南方織錦繡文化與北方織錦繡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從數量和質量上均有提高，織錦繡技藝邁向歷史頂峰。清代，滿族織錦繡文化與漢族的碰撞、交流中，也吸收、融入傳統漢族織錦繡技藝、紋樣等文化元素，融入滿族宮廷服飾中。據史料記載，當時西藏織錦服飾料已收入中央的服飾料。清代同治年間《象州志》記載瑤人善織瑤錦，漢族嫁女所用被面、小孩襁褓也用瑤錦，受到其他民族的喜愛和推崇，也增進了瑤族與其他民族間的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自秦代開始,苗屬族群開始納入中央王朝的 統治體系，苗族織錦繡文化在歷史演進中得到發展。據歷史上流傳下來反映貴州古代以苗族為主的多民族地區生產生活和文化習俗的《百苗圖》記載，“在定番州諸苗，皆畏之今男耕女織其布精細入市人爭買之，俗云欲作汗衫褲，須得谷蘭布婚姻用媒約。”“諸苗皆畏之頗寧織婦以青布蒙髻勤紡織其布，最為細密有古蘭布之名人多爭買，每歲認納苗賦三十余兩。”[[7]]宋代中央王朝和苗屬族群的關系和歷代其他中央王朝相比有一個特點:主要以經濟貿易等方式拓寬并加深苗漢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關系,包括貢賜、互市、貿 易,還有文化交流的經濟內容。[[8]]據《皇清職貢圖》記載，“上諭，我朝統一區域內外苗夷輸誠相化，其衣冠狀帽各有不同，著沿邊各督府于所屬苗瑤黎侗以及外夷番眾，仿其服飾繪圖送軍機處匯齊呈覽，以昭王會之盛各該都督府于接壤處矣公務往來，乘便圖為不必特派專員，可于奏事之便傳諭旨之欽此。”[[9]]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格外重視保護與發展傳統織錦繡文化，中國織錦繡文化呈現多元特點、開放包容發展的時代新特征。其一，各民族表達致敬新中國成立喜悅激動之情寓意于傳統織錦繡文化的創作之中。如傳統的傣錦織花，常見紋樣如八角花、方格，新中國成立后傣族人民新創的“朝陽花”、“團結花”等圖案。“朝陽花”寓意熱愛共產黨，“團結花”反映邊疆各族人民親密相處等五彩斑斕的圖案。同樣，云南彝繡色彩也從傳統灰、蘭、黑等色彩轉變為熱烈奔放而又艷麗的粉色、紅色等靚麗的色彩，折射出各族人民對新中國建立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憧憬。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之際，千人同繡“錦繡中華”，整幅長卷構圖精美、色彩絢爛、銜接自然、寓意深遠、大氣磅礴，雖不可能包羅華夏神州的萬千錦繡，但足以表達云南各族人民認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熱愛祖國的赤子之心。以“四大名繡”為代表的織錦繡文化在新中國成立后更好地傳承與發展，形成特色鮮明的知名織錦繡文化代表。“蘇繡貓，湘繡虎”，粵繡擅長繡鳥類，以“百鳥朝鳳”最為有名，蜀繡以繡山水人物見長，各種繡法不僅風格紋樣也各具特色。黎族的雙面繡與蘇繡雙面繡媲美，著名民族學家梁釗韜先生贊譽黎族雙面繡“工藝奇美，不遜于蘇州地區漢族的雙面繡”。[[10]]

綜上所述，各民族織錦繡文化各美其美，黎族繡、苗族繡、彝族繡、土族繡、瑤族繡、蒙古族繡、滿族繡、羌族繡等各民族織錦繡文化“多元”并存，各具特色。另外，同一民族內部不同支系各美其美，和而不同。如苗繡、黎錦等民族織錦繡，既有支系獨一無二、又有一脈相承的部落文化標識，不同紋樣意味著不同的文化傳統和身份歸屬，彰顯著豐富與多元的文化特性。[[11]]多樣性是生物界和人類社會共同的生存之道，社會化多樣性是人類適應環境的產物，又是人類精神創造無法抑制的表達。各民族織錦繡文化既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物質基礎，也是中華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形成了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12]]各具特色的多元統一體的文化架構，構成了中華民族文化能夠得到各族人民相互認同的重要載體。

二、從空間維度看織錦繡文化多元一體格局

任何民族的生存發展都有其特定的生存空間，民族文化格局也依托其共同地域，共同地反映著地理的生態結構，各民族在地理空間上流動遷徙，織錦繡文化也在漢族與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與漢族，少數民族之間相互借鑒、相互學習、取長補短，“多元一體”的民族文化正是根植于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地域——中華大地，中華民族乃至中華民族織錦繡文化正是在這個自然框架中形成的多元一體的“格”與“局”。不同空間的民族文化可以作為認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格局的起點。“格”用于形容物體的空間結構，無論是從自然地理空間上來看，還是從國家疆域的政治空間意義上的“在一起”，中華民族文化的產生和發展都存在著共同的地域，更是在不斷地交流交往交融下使諸多民族文化特質傳遞所形成為“一體”。各民族特色與地域特色密切相關，共生共榮發展，同根同源。[[13]]正如56個民族傳統手工藝織錦繡文化與中華民族文化是呈現多元的“格”與一體的“局”，它們無疑是一種相伴相隨、相輔相成的辯證統一關系。

中華民族織錦繡文化的“格”呈現豐富多彩的“多元”特征。一個地域具體特色的織錦繡文化的存在，客觀上依賴所處的地理位置和空間環境。中華織錦繡文化的地域分布包括黃河中游地區、長江中游地區、京津冀地區、東部地區、華東地區、川渝地區以及西部民族地區等區域，尤其是民族地區各民族織錦繡文化資源多彩富集。據統計，少數民族織錦繡文化資源占全國的80%。[[14]]如大理盆地主要居住白、漢、回三種民族，西北地區黃河上游藏、漢、蒙居多，還有撒拉族、土族等少數民族，少數民族織錦繡文化則構成了中華文化色彩斑斕、交相輝映的特點，各民族互相認同，不同地域呈現不同特色，在當地族際關系環境中增進織錦繡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國瑤族自宋元年間瑤族輾轉遷徙至南嶺山地，主要聚居區位于湘桂粵贛四省區，而其工藝亦有所不同。國內織錦界較有代表性的云錦（南京）、蜀錦（四川）、宋錦（蘇州）、杭錦（杭州）、壯錦（廣西靖西、賓陽）、土家錦（廣西永順、龍山、古丈）、黎錦（海南）、苗錦（湖南及貴州）、瑤錦（湖南、廣西瑤族聚居地）、傣錦（云南德宏、西雙版納、耿馬、孟連等地）、侗錦（湖南、貴州、廣西等地）、阿昌錦（梁河縣九保鄉、囊宋鄉）、毛南錦、云南德宏州的景頗錦（貴州布依錦、廣西環江縣）、傈僳族織錦（云南省）、藏族織錦（西藏、青海、甘肅、四川、云南等地）、愛得利斯錦（新疆喀什、莎車、和田等地），還有德昂族織錦、怒族織錦、獨龍族織錦、普米族織錦、基諾族織錦、拉祜錦、高山錦、納西錦、佤族織錦等織錦。以各民族織錦繡文化的地區分布為例，其共性是根植于悠久的農耕文化、地域文化深厚，但由于地理空間不便利，信息交流受限，較好地保留了各民族織錦繡的原真性和地域特色，地理空間在一定程度上對中華織錦繡文化特點及風格均產生了其差異性的影響。

少數民族聚居地區是中國的“文化多樣區”，文化差異性是文化多樣性的本質，各民族織錦繡文化的多樣性體現出“多元”特征，包容在整體性之中，即中華民族織錦繡文化。以侗錦為例，侗族與壯族有著同源關系，同屬于壯侗語系，共同起源于春秋戰國時期我國南方的百越族群的西甌、駱越支系，侗錦最早的歷史追溯到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戰國以至兩漢。宋代以后，侗族逐步與壯族分離，集中分布在今廣西北部、貴州南部和湖南西部等三省區交界地區，形成侗族大聚居、小分散的分布格局，受到居住地交通不便、外界聯系交流不便，外來染料傳入時間較晚的局限，因而流行素錦。侗錦因而形成了不同于其他民族織錦，傳統侗錦主要是用黑白兩種紗線編制而成的素錦，所織圖案具有雙面顯現的獨特效果。各民族織錦繡文化的“多元”體現共性的多元，“一體”包涵“多元”差異性，多元離不開一體，一體也離不開多元，一體是主線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兩者辯證統一。[[15]]中華文化是主干，各民族織錦繡文化是枝葉，各民族織錦繡文化都是中華織錦繡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民族內部的各民族織錦繡文化“格”的“多元”，各美其美；并融匯于中華民族織錦繡文化的“局”的“一體”，美美與共。

作者簡介：

牟曉燕，女，山東煙臺人，法學博士，石河子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曾麗，女，四川德陽人，中央民族大學經濟學院2020級博士；

熊坤新，男，四川三臺人，中央民族大學文科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博士后基金評審專家、中國統一戰線理論研究會民族宗教理論甘肅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員、西藏大學特聘教授、東北石油大學特聘教授、齊齊哈爾大學特聘教授，主要從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民族倫理學等研究。

責任編輯：張書鵬

文章來源：華學論壇

上述文字和圖片 來源于網絡，作者對該文字和圖片權屬若有爭議，請聯系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