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成立后培養的第一代雕塑家代表中，涌現出一批為中國現代雕塑藝術做出卓越貢獻的雕塑藝術家，他們不僅是中國雕塑的創新與開拓者，更是將畢生精力貢獻給了中國現代雕塑事業。慧心塑手，含章可貞，時宜先生則是這批雕塑藝術家中少有的女性雕塑家之一。

時宜先生1931年出生于北京，10歲離開北京。再度回北京，已經是1948年。后來因為喜歡畫畫，1949年至1951年則上了國立藝專預科，師從董希文學素描；1953年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師從滑田友、王臨乙、曾竹韶等；1955年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研究生畢業；1956年參加文化部主辦的蘇聯雕塑家尼·克林杜霍夫雕塑訓練班。1964年作品入選新中國成立15周年全國美展；1974年至1976年受文化部委托參與在西藏完成的集體創作《農奴憤》，1979年木雕《高原之春》入選新中國成立30周年全國美展，1982年至1985年受福建省委托創作高1500cm的《鄭成功像》，1986年赴愛爾蘭、倫敦、巴黎等進行學術交流。1993年作品《跨海出征》獲全國城市雕塑建設指導委員會頒發的年度優秀作品獎。另有作品由中國美術館、中國現代文學館、長春世界雕塑公園等機構收藏。

時宜先生在雕塑藝術生涯中，創作出大量優秀的雕塑作品，以及速寫手稿。她的作品主要圍繞四個主題進行創作：人民主題、英雄主題、生活主題、文化主題。

一、察人民之生活，頌華夏之精神。社會主義文藝，從本質上講是人民的文藝，文藝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紐帶，又是增進民生福祉的重要內容，人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和人民的需要是文藝存在的根本價值所在。新時代黨的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方針，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人民的生活與命運更是成為藝術表現的主要題材。在時宜先生早期學習階段的雕塑創作中，則主要以塑造社會現實生活的社會普通的勞動人民作為主要創作題材，如作品：《社里老會計》《網球運動員》《老農》《阿媽》《高原之春》《牧歌》《卓瑪》《惠安女》等。作品《阿媽》塑造的是一位耄耋之年母親，這位年邁的老母，頭頂頭巾，面部布滿皺紋，眼皮耷拉成月牙狀，加上不自覺抿著的嘴唇，一位慈祥內斂且堅韌的母親形象活脫脫出現在眼前，讓觀者產生憐憫之情的同時又多加了幾分敬重；作品以樸素的塑造頭像為藝術形式，樸素且直接準確的表現出人物特點，給觀者呈現出雕塑造型藝術的獨特魅力。

作品《老農》是1979年時宜先生參加全國美展而創作的木雕，雕刻一位上了年紀的典型老農形象。作品雕塑塊面感極強，團塊化的造型手法運用為老農的形象增加了量感，也為人物的性格心理多了幾分深沉。凹陷的眼窩，凸起的顴骨以及那么多的都有規律的皺褶，特別是頭部下方的一整塊胡須，隨著起伏的塊面，不但體現出雕塑造型中的空間縱深之美，還表現出了北方老農豁達豪邁的性情。作品《老農》貼近現實生活，刻畫出底層人民日常的質樸形象，做到了讓藝術回歸生活，回到群眾中去，藝術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宗旨。《高原之春》是時宜先生在1979年創作的民族題材的木雕，刻畫的是一位年輕的母親哺乳完孩子后，親吻自己孩子的額頭的場景，畫面溫馨且歡愉。這位母親強健有力的臂膀將還未站穩的孩子撫于懷中，孩子歪歪扭扭地試圖往前邁步，母親整個向右傾斜的造型與孩子富有動感的身體動態構成充滿動感和生機的雕塑形態，盡顯一位母親對孩子的愛護之情，整體構圖富有動勢美，彰顯真情趣。

以現實生活為基點，塑造人民之形象，一直以來都是文化建設堅定不移的創作導向，而中國美術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藝術為人民服務，藝術以文藝之光照亮人性之美，以塑造人民之美發展文藝之路。時宜先生的人民主題作品以純真的、質樸的勞動人民形象塑造了人民的光輝形象。

二、鑄英雄之面貌，立民族之強魂。“叱咤天風鎮海濤，指揮若定陣云高。蟲殺猿鶴有時盡，正光觥觥不可淘”是蔡元培先生對鄭成功的評價；“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則是毛澤東同志對英雄的稱贊；“領袖七人齊揮墨，全民感事贊雷鋒。誠知盡善方長久，敢滅私心易世情……不問英雄問列兵”更是雷鋒釘子精神的頌揚。民族英雄從戰爭烽火中的英勇沖鋒，到叱咤風云的一代將相，從雷鋒精神的殫精竭慮，到革命抗戰的英烈犧牲，他們都是銘刻在民族記憶中璀璨的光點，也是流淌在華夏血脈中的源泉。一個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沒有英雄；一個有前途的國家，不能沒有先鋒。1980年后，時宜先生圍繞鑄英雄之面貌，立民族之強魂的主題創作，創作《鄭成功紀念像》《成吉思汗像》《東進—陳毅、粟裕雙騎像》《丁汝昌浮雕像》《雷鋒》《徐特立胸像》《被燒焦的母親》等作品。其中，《鄭成功紀念像》則是時宜先生整個雕塑生涯主要代表作品之一。1981年，時宜先生受福建省政府邀請，為這位鐵骨錚錚的英雄塑像。作為雕塑藝術工作者，此項任務也是不可多得的創作機會與挑戰。時宜先生本著閩臺之間地理位置相近、根脈同宗、民俗相近、感情密切的關系原則，1982年開始創作《鄭成功紀念像》小稿。在為期一年的時光里，創作出四件小稿，最終經福建省領導研究商議決定，將鄭成功塑造為文武雙全的形象，這也是對鄭成功最貼切與中肯的評價。《鄭成功紀念像》總高1570cm，寬920cm，重達1400多噸，由625塊白花崗巖雕鑿嵌接而成，這么大體量的雕塑，勢必在創作的過程中會出現諸多大大小小的問題，比如場地問題、翻制技術問題、工人問題、比例問題等。場地與翻制以及工人問題在廈門大學與劉開渠先生的支持下都得到了妥善處理，而當時最大的問題是完成雕像后，脖子的比例在視覺上有些短，時宜先生最終克服諸多問題將脖子高度增加了10cm，也正是這10cm，因為環境因素，選擇古代民間叫“巴桿”的吊裝方法才得以完成。《鄭成功紀念像》采用中國傳統雕塑的“概括”處理方法和蘇聯“切塊面”的表現方法相結合，人物整體內部結構概括緊密。臉部借鑒中國傳統佛造像的面部表現方法，圓潤、混整富有深度。大轉折的衣紋表現以塊面手法交代處理，其余衣紋以及服飾的圖案則以中國傳統線刻的表現手法表現，中西合璧，虛實有度。人物右腳向前，打破了直立單一的空間，使雕塑具有造型的動勢之美。

時宜先生在日常生活中觀察到街頭巷尾象棋迷們忘我投入的走棋和觀棋景象，創作的組雕《跨海出征》是出于對象棋中“楚河漢界”的思考以及相應歷史事件的延伸，因此將帥、兵卒與對峙場面還原于“古棋殘局”之中。時宜先生在塑造其中個別人物神情動態時，反復思考并且請教了象棋名家給予指正，使這件作品富有趣味性和互動性，也能使觀者在這組群雕中找到生活趣味和情感寄托。組雕《跨海出征》雕塑語言概括樸素，采用團塊式的表現形式，圓雕與浮雕結合，渾整且體量感強。造型語言疏密有致，通過身體服飾線條的疏密有秩與細致刻畫的人物頭部在視覺上形成鮮明的虛實對比，凸顯人物性格形象。材料語言言簡意賅，在人物肢體相接的部分還保留石材本身的質感，從而增強了雕塑整體的形式感與層次感。

1987年創作的《成吉思汗像》，較之前的《鄭成功紀念像》截然不同，《成吉思汗像》雕塑作品中成吉思汗正襟危坐，人物結構嚴緊，衣褶概括但不失準確性。人物頭部的表現，坐姿的整體動勢，衣褶的處理采取自然主義的寫實方式，逼真傳神、干凈利落，凸顯出一代天驕的精神氣質。人物右手握拳置于右邊腿面上，給觀者造成時刻準備迎戰的準備。人物側面動態展現出這位霸主除了霸氣與剛毅外，還有嚴謹與機敏的性格特征。除此之外，成吉思汗頭部的塑造則更有意思，面部眼角微微上揚，眼神和熙，漏出一絲慈祥的感覺，也為人物的氣質平添了幾分維度。塑像的下方靴子上的圖案采用中國傳統塑像中線刻的方式，為雕塑增添了幾分裝飾感與輕松感，厚薄有致，相得益彰。

“崇尚英雄才會產生英雄，爭做英雄才能英雄輩出。”百年奮斗歷程中，英雄之精神始終是新時代核心價值觀之凝聚。用英雄精神激勵群眾，引導社會從英雄精神中汲取力量，凝聚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磅礴力量。

三、聚焦社會生活，煥發時代氣息。“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作為一名文藝工作者特別是雕塑工作者，不但要做到傳承藝術、謳歌時代，更是要真正接近民生風，觀察生活，創作出接地氣、有筋骨、有溫度的優秀作品，展示雕塑藝術的風采，煥發時代之生機，生活之氣息，推出響應時代、接地氣的優秀作品，推動文藝事業走向明天。20世紀后期，除塑英雄楷模外，時宜先生一直從未停止作為文藝工作者在自己領域的探索與創新，依舊面向社會生活進行創作，并且陸續創作出一批以新時代勞動人民為主題的雕塑作品。如:《昔日打工妹》《說唱》《剃頭》《娃仔》等。《昔日打工妹》是時宜先生創作的一件鑄銅雕塑，表現的是20世紀末打工妹手提手包，腳穿拖鞋行走的瞬間。作品采取相對概括寫實的處理手法，用行走的構圖方式，使整體雕塑更為輕盈，也與新時代女性風采對應。人物上身身穿傳統服飾，腳穿拖鞋，寓意傳統的思想向新時代思想過渡，從側面也體現女性的地位在逐漸提高，表現出社會主義新女性的時代風貌。《說唱》是時宜先生創作的老北京民俗雕塑，像高190cm，立于北京王府井新東安市場門外，這件作品與其他作品不同，以雙人組合的形式，展現出一對男女演奏曲子的場景。左邊女子站立，兩手微抬于腹部作說唱狀，男子身穿長襟，坐在凳子上，手拿樂器正在演奏。這件雕塑作品男女塑造在虛實上形成鮮明的對比，女子衣紋沒有采取寫實的處理手法，而是根據人物特點需要及主題的需要，以中國傳統雕塑“概括”的處理手法進行塑造，從領口一通到底貫穿整個人物，氣韻生動。相比坐在凳子上的男子，則身穿長襟，多出了一些衣紋，而這些衣紋采用寫實的手法，與女子一氣貫穿的傳統塑造方法形成鮮明的對比，增強雕塑整體的節奏感。一站一坐，手抱樂器的動態呈現出典型的三角形構圖。此件作品一方面運用了西方的審美特征，另一方面吸收了中國傳統雕塑對人物形體的處理觀念，表現出老北京藝人的精神風貌。

四、承中華文化之根脈，揚民族精神之精髓。城市文化是城市的靈魂，城市特色是城市文化的標志，城市人文景觀建設更是城市傳統文化和地域文化的集中體現。西安大唐芙蓉園規劃建設于唐代芙蓉園遺址上，以“走進歷史、感受人文、體驗生活”為背景，展示大唐盛世的燦爛文明，是中國全方位展示盛唐風貌的大型皇家園林式文化主題公園，這也成為被譽為”十三朝古都”的特色之一。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麗人行》大型群雕正是時宜先生與著名雕塑家馬改戶先生，也就是她的丈夫一起創作設計完成的反應傳統文化精神的大型園林群雕，從設計到完成，將近一年左右，現在立于西安曲江大唐芙蓉園景區內。雕塑作品《麗人行》，運用中國傳統卷軸觀畫的方法，以敘事的手法展開設計，共塑造了21位婦女，6個兒童，4匹有唐代特點的馬和2條狗，空間構圖主次分明，相得益彰，與環境達到融合的園林藝術效果，集中表現了婦女游春心情歡喜的情景。整個群雕共分為8組，放置于50多米的湖邊園林中。前組人物表現的是3位女子初到園林欣賞春色的景象，前方是2位女子手持娟扇，望著蝴蝶，另一女子則帶著孩子和小狗游春。中組人物則是貴夫人騎馬而行。再就是幾位舞女擊鼓起舞，展現婀娜多姿的舞技。視線轉向湖邊，小女孩在用手撥水嬉戲，而少女則在洗梳長發，為整體雕塑增強了歡快靈動的氣息。作品整體呈現出錯落有致的構圖方式，打破以往紀念碑式的創作構圖，褪去了雕塑以往嚴肅的形象，拉近觀者與雕塑間距離。騎馬人物像是構圖中心，她們身穿具有唐代服飾特點的長袖衫，里面搭配低胸衣裙，面部塑造細膩端莊，頭梳高髻，肩披絲帶隨風飄揚，身穿薄紗朦朧柔美，薄紗貼于豐腴的身體，展現出飽滿的人物體態。她們騎在馬上或整妝私語，或牽馬而行，馬匹或緩步慢行或俯首吃草營造出了初春踏青游玩歡快的氛圍。馬匹是借鑒唐馬造型特征，再結合浮雕的手法雕刻，將馬匹腿部之間進行鏤空的藝術處理方法，在視覺上造成虛實的視覺對比，增加了作品的節奏與韻律感。時宜先生在場景的設置及雕塑的放置上也進行思考，取消了先前雕塑規整的底座，直接放置于草坪與水邊，讓觀者置身于雕塑群中與觀者互動，增加雕塑的敘事感與趣味性，這也是該組大型群雕所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為了體現雕塑與自然生態環境相適應的準則，在創作作品《麗人行》時，做到了尊重歷史、尊重環境、尊循藝術審美，以前景將觀者帶入，營造大唐盛世的氛圍，拉進觀者與雕塑的距離，以達到園林雕塑的功能。

時宜先生的雕塑藝術風格與表現概括下來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雕塑寫實，精神寫意。在中國古代雕塑的長河里，如陵墓俑塑中，秦俑的身軀稍微夸張的寫實，漢俑裸體身軀與頭部不成比例的寫實，唐俑華貴唯美的寫實，宋俑生活化的寫實，寫實造型雖然造型風格不一樣，卻都是對生活的真實寫照，雖然身體比例和解剖關系不夠準確，但都是合情合理的、惟妙惟肖的生活再現。時宜先生的雕塑創作主題大多以寫實性的表現手法刻畫社會現實生活中的人民和英雄人物，這種寫實不是對人物形體骨骼的模仿與照搬，而是基于中國古代雕塑“神似”的表現理念，根據表達情感需要的意象寫實，這種寫實是追求神韻、不求寫真的寫實。李可染先生說，“我們是‘意象’，我覺得這就是中國傳統雕刻的精彩所在。”[1]中國古代雕塑也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時期，從最根本的層面進行分析，它的審美特質是對神韻的重視和高遠意境的追求，體現出十分鮮明的重“神”而輕“形”的創作傾向，并采用虛實相間的方式進行表現，將其轉化為各種各樣靈動的形體，創造出“形神兼備”的雕塑形象，達到精深的意象審美意境，從而塑造出表現對象的內在生命力，將外在的造型特征與所塑表現對象合二為一，創作出具有溫度的雕塑作品。如《鄭成功紀念像》，時宜先生借助了代表民族統一的英雄形象作為原型進行塑造，人物是象征性的、意象化的。時宜先生所表現的對象不是單單的一個人或是一群人，是代表中國整個華夏民族的人。從《鄭成功紀念像》可以看出其中傳遞出來的民族精神在當下的存在狀態，是中國20世紀末期漢民族文化精神的再闡釋。雕塑的手法是寫實的，精神是寫意的，在塊塊巨石之下流露著對中華民族精神的持續追憶。

二、強調雕塑空間團塊化、體積化、概括化。時宜先生的雕塑大多取材于現實生活中勞動人民，在雕塑作品空間處理上具有團塊化、體積化、簡潔化的藝術效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造型上瑣碎的空間構造。雕塑與空間是受輪廓約束的，在雕塑的內部，具備的張力也會受到空間的制約。時宜先生雕塑作品的特點是，習慣于運用大的體面轉折和貫穿上下的大線條，在形體表現上采用圓方結合、圓中見方的表現手法，加強雕塑形體的飽滿感和石塊的力度、重量特征。如《跨海出征》組雕作品，在雕塑造型中，人物四肢的伸展完全有效地控制在團塊化的形體之內，衣紋合理地貼在形體之上，既飽有體量又不失美觀，伸出的瑣碎部位也沒有影響造型的渾整，較細的裝飾線刻，也加粗呼應了整體團塊化的身體。只有到近處才能分辨出哪些是服飾，哪些是衣紋。時宜先生的中后期的雕塑作品則運用“方多于圓”的理念進行形體把控，在方硬之中尋找塑造對象個性鮮明的精神表現，不但可以看到時宜先生對寫實與寫意、剛與柔、方與圓的具體運用，更可以看到她吸收中國傳統文化的營養，體會博大精深的中華民族精神所帶來的寬闊胸懷。

三、中國古代雕塑線刻手法與圓雕的現代轉化。這類作品有《鄭成功紀念像》《成吉思汗像》《說唱》《剃頭》《麗人行》等。如《麗人行》，時宜先生將線刻與圓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用古樸的刀法，融線于造型的形體之中，在不傷害形體體量感的情況下增強雕塑的整體氣勢，達到雕塑整體融合及細節突出的統一效果，并經過一定的提煉和概括之后，以簡潔、自由的線性形式表達，表現出概括的抽象之美和流動的韻律之美，達到了“吳帶當風”“曹衣出水”的視覺效果。從遠處進行觀察，整組雕塑具有極強的整體感和建筑美，從細部觀察，極富繪畫的線條美感，雕塑也具備較好的體積感與優美的繪畫感。線刻是趨于繪畫與雕刻之間的表現方式，線刻也遵循繪畫的標準，南齊謝赫在《古畫品錄》中提出中國畫的品評標準“六法”。“骨法用筆”則是“六法”中的第二位，而時宜先生就是用大量帶有體量且變化的線條線來表達自己對人物個性的理解，在追求內心“意境”的同時，對自己內心的韻律也進行轉化，使之成為具有靈動氣韻的線條，并根據人物整體的氣質與主題概括設計，利用對衣紋力度的把控加強人物的性格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基于對生命力的追求。從眾多時宜先生的雕塑作品人物形象也不難看出，對象人物都具有中國人特有溫良的氣質，這是西方雕塑所不具有的，也是時宜先生從不同的角度闡釋了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以雕塑寫實精神寫意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線的理解，并以多樣的線表現著對象的性格特征乃至哲學思想。以線入塑，呈現出線條與形體、線與線之間一陰一陽的節奏感，以團塊化語言結合線性語言，中西揉和，借古開今。

文藝工作者是靈魂的工程師，要求作家、藝術家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要求文藝工作者自覺堅守藝術理想，不斷提高學養、涵養、修養，努力以高尚的職業操守、良好的社會形象、文質兼美的優秀作品贏得人民喜愛與歡迎。作品是藝術家的立身之本，藝術家要靜下心來、精益求精搞創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人民。時宜先生作為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培養的第一批雕塑家之一，在藝術風云變幻的環境下，針對中國古代雕塑的考察與保護所做的不懈努力；在中西方文化交融過程中，為建立具有中國本土特色的雕塑造型體系所做的不斷探索；在關注當下現實生活中，為創作具有中華民族精神的作品所進行的有益嘗試。都體現著嚴格質樸的創作態度以及傳承傳統文化的歷史使命感，并運用中西合璧的藝術處理手法創作出大量優秀的雕塑藝術作品。時宜先生通過對中國傳統雕塑藝術的研究為以后的雕塑研究提供了創作理論借鑒。從時宜先生的雕塑作品中看出她注重對基層人民及對社會現實生活的關懷，印證了藝術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創作出具有自己獨特雕塑語言與造型至美的作品，體現出藝術為人民服務的高尚價值。

民族的復興，以文化的興盛為強大支撐；時代的進步，以文化的繁榮為鮮明標識，讓文藝事業為新時代鑄造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