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藝美術在元代有了長足進步，出現特色題材和新的工藝技法，表現于雕刻工藝、制造工藝、漆器和金銀器各個品種，元代工藝美術發展和民族文化與外地工藝的輸入有密切的關系，為明清工藝美術繁榮奠定基礎。

>>>玉雕<<<

圖1 青玉幻方

>>> 石雕<<<

圖2 雙獅戲繡球石函

       嘉定區法華塔出土的雙獅戲繡球石函（圖2），是這一時期出土石雕的代表作。石函函蓋使用傳統的剔地起凸技法，以高浮雕雕刻雙獅戲球，輔以牡丹紋樣，刀法遒勁爽利，陰刻毛發線條流暢，實為這一時期上海地區石雕的代表作。

>>> 硯刻<<<

圖3 嵌端石連蓋長方形蓬萊仙島澄泥硯

       元代之前的硯臺多以簡明實用為主，而元代硯逐漸開始脫離實用束縛，發展成為一種藝術與實用兼備的工藝美術品，不僅硯形變化多樣，有箕形、抄手形、長方形、圓形等；題材十分廣泛，有山水、人物、花鳥、魚蟲走獸等；雕刻技法涉及以淺浮雕凸顯紋樣，輔以陰刻，不時穿插深刀技法。上海地區出土的元硯共兩方，皆出自青浦區重固鎮高家臺元任仁發家族墓，分別為圓形三足歙石硯、嵌端石連蓋長方形蓬萊仙島澄泥硯（圖3）。前者頗有宋硯之風，較為簡明。后者題材為蓬萊仙島，是元代硯刻中的新題材，較能代表這一時期硯刻發展情況。我國古代硯史稱此為“蓬萊硯”，即刻劃蓬萊仙島的硯，硯材有澄泥、端石、洮河石、歙石等，以綠色洮河石為主。上海出土的這方蓬萊硯特點在于采用嵌入工藝，將端石嵌入硯中，是一種硯材嵌入另一種硯材的體現，在硯史上較為罕見。

>>> 織造工藝<<<

       元代上海地區織造業較兩宋有一定發展，主要體現在棉花種植推廣與織造技術革新兩方面：一方面，棉花的廣泛種植，為織造提供原料。宋末元初之時，松江烏泥涇（今上海徐匯區華涇鎮）民眾因土地貧瘠無法種植作物，遂于閩廣尋取棉種種植棉花。元代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載：“松江府東去五十里許曰烏泥涇，其地土田磽瘠，民食不給，因謀樹藝，以資生業，遂覓種于彼（閩廣）。”正是這一歷史事實的反映。此后，上海地區廣種棉花，如元人陳高作桐華（棉花）詩言：“炎方有桐樹，衣被代桑蠶，舍西得閑園，種之漸成行。”棉花貿易更甚，如《寶山縣志》載“元至元間里人羅升創市，故名。東西三里，南北二里，出棉花、紗、布，徽商叢集，貿易甚盛。”另一方面，黃道婆帶來先進的制棉工具與方法，提高了上海地區紡織技術。據《輟耕錄》載，黃道婆返回烏泥涇之前，當地的織棉情況是：“初無蹋車推弓之制，率用手剖去子，綿弦竹弧置按間，振掉成劑，厥功甚艱。”烏泥涇百姓織棉甚艱的原因，主要在于去除棉籽全賴手剝，可見當時織造最大的問題就是耗時耗力。這種情況自黃道婆到來之后有所改觀。黃道婆為上海地區織造發展所作貢獻主要有兩點：其一，改革制棉工具。黃道婆曾發明“腳踏式三錠木棉車”（T0102--13），是一種一次可紡三根紗的腳踏式織造工具。其二，傳授紡織技術。首先，教授百姓如何利用先進織具紡織。陶宗儀《輟耕錄》載“（黃道婆）乃教以捍彈紡織之具。”捍，即攪車，用于去籽；彈，即彈工和彈槌，用于彈松棉花；紡，即紡車；織，即織機。如前所述，在黃道婆返鄉之前，烏泥涇百姓以手除籽、以線弦竹弓彈棉；至黃道婆返鄉后，教百姓以鐵杖捍盡棉子，以繩弦竹弓代替線弦竹弓，以及紡花用車和織布用機。其次，制定碾棉子——彈花——紡花——織布這一織棉流程，使人有所遵循。最后，傳授織花技藝。陶宗儀《輟耕錄》載“至于錯紗配色、綜線擎花，各有其法，以故織成被褥帶帨，其上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粲然若寫。人既受教，競相作為。”所謂錯紗配色，是一種織造色織物的技藝。相傳，海南黎族人所織棉織物，皆為色織布，需要錯紗配色；所謂綜淺擎花，是一種提花技藝。織造折枝、團鳳、字樣，一般需用提花裝置，故此或為運用束綜提花裝置，以織造大提花織物。黃道婆將這些先進的織造工具與技術傳入烏泥涇后，當地織棉如雨后春筍般勃興，逐漸成為當時全國的植棉中心，冠有“松郡棉布，衣被天下”之美稱；其造就的“烏泥涇被”流芳百世；其所作貢獻亦為后人銘記。

>>> 雕漆<<<

       上海地區出土的這一時期漆器，較宋代漆器而言，在紋樣與技法方面有一定突破。以青浦區重固鎮元任仁發家族墓出土的“剔紅東籬采菊圖圓盒”（圖4）為例：就紋樣而言，一改宋代漆器素面傳統，而是雕有較具故事情節的《陶淵明東籬采菊圖》。就技法而言，采用了剔紅技法雕造。所謂剔紅，是雕漆的一種，即用朱漆層層刷于漆器胎骨之上，達到一定厚度，然后以刀雕刻出花紋。由此技法雕出的《陶淵明東籬采菊圖》，呈現出漆層厚實、漆質堅固、剔刻犀利、雕工線束的特點，有“刀法快利，雕法古拙”的雕漆風格，是上海地區元墓出土的為數極少且雕工精美的漆器之一。

圖4 采菊東籬下雕漆盒

>>> 金銀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