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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民間”內涵的重塑

“民間”曾是一個具有相對性的范疇。在政治維度上，與宮廷廟堂相對，是與上層統治者及官方權力相對的下層勞動者及流俗生活的“民間”；知識維度上，與文人士大夫等精英階層和文化相對，是與知識分子精英文化相對的鄉村農民等群體經驗中的“民間”；民族國家維度上，與異域、外來文化相對，是與民族的文化自我緊密相關、本土的、包容民眾主體文化的“民間”；時間歷史維度上，也被視作與現代相對、具有傳統內容和內涵，是具有歷史遺留和文化傳承性質的“民間”。這種相對性的存在，既是歷史形成的，在面對歷史遺留的民間文藝資源時不可或缺，也由其內在的文化屬性所決定，相關差異在變遷發展中存續。如20世紀30年代，鐘敬文就“民間文藝學”提出：“它和普通的文藝(文人的文藝，書本的文藝)是有著很不相同之處的”，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的辨析存續至今。21世紀初，張道一在《中國民間美術辭典》序言中指出：“一般地說，在古代，民間美術是相對于宮廷美術、文人美術和宗教美術而存在的。當階級不復存在時，以上三種美術所形成的內容、形式和藝術特征并沒有消失，以至成為人們在藝術上的不同追求。因此民間美術也就主要相對于專業的(職業的)美術家的藝術而并行發展。”在中國社會現代化變遷的歷史進程中，民間文藝的“民間”內涵經歷了改寫和重構，從基礎層面看是階級階層等社會結構的整體變遷使然，在思想和行動的自覺意義上更源自黨的文藝方針對理論和實踐的宏觀引領和深入指導。

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具有標志性意義。兩次講話在中華民族抵御外侮的解放斗爭和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關鍵階段，對文藝“為誰服務”和“如何服務”作出闡釋和部署，對文藝的地位和作用、文藝與時代的關系、文藝的評價標準等作出分析。由此，在民族國家現代化轉型的歷史進程以及社會主義文藝的建設與發展中，前所未有地確立和深化了文藝的“人民性”內涵。就民間文藝而言，以勞動人民為主體的“民間”進一步形成和深化了“人民性”和“民族性”的意義，形成并強化了真正以人民為中心的“民間”傳統。包括看待和發展民間文藝時，不再是居高臨下的精英立場，而是真正從人民、從生活、從關切民族存亡與復興發展的最廣大群體出發的民間立場；認識民間文藝的創作主體和服務對象時，不再對鄉下、農民等報以貧、弱、愚、私的成見，而是具體與工農兵大眾的思想連成一片，“深深懂得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道理”，人民因而是創作的主體也是服務的對象，是起點也是歸宿；在把握民間文藝的主題內容和形式風格時，將一味取用西方等外來文化藝術的目光轉向國內，從本土、本民族的現實生活和民眾群體出發，以發揮文藝之于社會發展、民族進步的作用，發展文藝的中國精神與中國氣派；在相關研究和創作中，走出書齋、走出象牙塔，走向田野，深扎生活，形成親歷真實生活以研究和創作的田野范式。因此，從整體上形成了中國民間文藝現代化的創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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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代民間文藝發端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其時，在國難危急之際，進步知識分子以啟蒙救亡為使命，響應“到民間去”的號召，走出書齋、走向民眾，力求通過思想改造與解放實現社會改造與民族解放。“五四”學人踐行“到民間去”的理念，發起搜集整理歌謠等民間文學的“歌謠學運動”，關注發掘民風民俗而發展民俗學研究，并由收集和展覽民間風物而發展民間美術，由現代意義的學術研究和文化建構開啟了中國現代民間文學、民俗學等學科建設的先河，其目標更在于重估民間文化價值，從民眾、民間的思想文化中發現發掘民族振興崛起的精神力量，從而實現社會改造。因此，五四新文化運動知識分子重新發現和認識民間文學、民間文化的價值，大多認同并主張向老百姓學習，以期探索社會改革的文化道路，具有發端意義。值得指出的是，由于“五四”先輩抱有啟蒙民智、喚醒國人、以新文化改造國民的基本目標，著力批判國民落后性，對民間文學、民間文化的認識存在差異，相關文藝樣式的創作傳播包含直譯西洋化文體的新興內容和體裁，存在疏離于大眾的問題。包括現代民間文學運動在內的五四文學與文化運動主要局限在少數知識分子精英中，沒能實現普遍化和大眾化，對現實生活中的民眾影響有限。由于秉持知識分子的精英立場，相關文學與文化活動未能進一步從行動、思想、情感上深入民間大眾從而同情弱小者之不幸、反映被壓迫者之遭遇、體察其現實生活之心聲，以及自覺自如地取用民間藝術語言和樣式以充分發揮文藝接受傳播而改造建構社會的作用。

此后，“左翼文學”等開展了與民眾及其生活緊密結合的實踐探索，但直到1942年《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發表，中國現代文藝特別是民間文藝的人民立場和主體才進一步在理論和實踐上得到明確概括、闡釋和部署。《講話》開篇即提出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將站在什么立場、為誰服務作為文藝實踐的根本問題。其中，關于包括壁畫、民歌、民間故事等人民群眾“萌芽狀態的文藝”的舉例分析，明確了民間文藝為其人民主體服務并須發自內心報以認同和熱愛的方向；對于“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的闡述，提出并強調了人民生活對于文藝創作實踐的基礎和源泉地位。應該說，《講話》對于自覺深入地發掘來自民間和民族傳統的推動力，具有特殊意義。正是在民族的現代化轉型歷史進程中，在特殊的戰爭環境里，在民族救亡時期，黨的文藝方針將“到民間去”的倡議進一步明確和落實為“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斗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將“五四”以降發現民間文化的價值進一步明確為“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礦藏”；將對民眾力量的肯定，進一步明確為“現在工農兵面前的問題，是他們正在和敵人作殘酷的流血斗爭”，要以“他們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識和文藝作品，去提高他們的斗爭熱情和勝利信心，加強他們的團結，便于他們同心同德地去和敵人作斗爭”，同時要“向他們學習”，“使自己的專門不致成為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毫無內容、毫無生氣的空中樓閣”。從根本上建立了民間文藝從人民出發、為人民服務的人民立場，指導文藝創作表現民眾的真實生活和心聲，反映民眾的精神覺醒與政治成長，吸收孕育群眾喜聞樂見的文藝語言和樣式，尤其是與群眾藝術緊密相連的民間文藝在革命宣傳、知識普及以及文化凝聚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社會生產不斷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文藝再次面臨社會轉型期的新的挑戰，包括市場經濟大潮中部分文藝實踐疏離于民眾民生，淪為片面追求經濟效益的消費文化。審天下之勢，應天下之變，習近平總書記2014年發表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闊視野，提出深刻把握文藝的獨特地位與重要作用, 提出以文化的繁榮興盛助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講話直指文藝作品中存在的不良現象，強調“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否則文藝就沒有生命力”。如果說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民族解放斗爭的關鍵階段，糾正了知識分子因精英主義等立場而與人民大眾的文藝存在隔膜和距離并難以發揮廣泛深入之影響作用的問題；那么，時隔72年，在北京召開的文藝工作座談會，即是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面對社會發展、文藝發展的新現實，對文藝創作因市場功利主義等而脫離人民和生活作出批評和糾正，從文藝的發展現實和歷史使命、文藝的歷史經驗和發展規律以及社會主義文藝的本質出發，強調和闡釋了文藝的人民立場。對中國民間文藝而言，毛澤東的《講話》極大地指導和促進了從人民立場出發以民間文藝資源和實踐服務革命斗爭、民族解放和現代化國家建設；在新的歷史征程中，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力挽狂瀾之勢扭轉了民間文藝特別是傳統民間文藝因市場效益等衡量驅使而面臨的局面，即或遭冷遇、乏人問津、人走歌息，或受熱捧、急功近利、濫用開發、特色盡失等，而從根本上回歸到文化發展、民族復興的意義上，回歸到為了人民、服務人民的立場上，實現傳承和發展。回歸人民立場和人民主體，以人民為師，為人民服務，民間工藝中的工匠精神得到再發現和再認識，民間文學中喚起崇高道德情感、美好人格精神的主題內容得到再傳播和再倡揚，民間美術、民間音樂與時代生活緊密相關的內容和樣式得到再發現和再創作。事實證明，只有發自內心的認同、尊重和發揮文藝之于更廣大民眾的作用，才能避免單純為市場效益驅動對民間文藝資源肢解式取用、復制化生產而破壞其原真性和特色的問題，避免民間文藝缺乏內在的精神支撐和現實的生活滋養而停滯斷流的問題，避免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等新的經濟和技術形勢下民間文藝僅作為傳統的遺留物走向博物館或學院書齋而遠離生活的問題，對人民立場和人民主體的進一步深化在新的歷史階段發揮了重要的引領作用。從民族救亡斗爭到民族偉大復興，從革命啟蒙到不斷滿足人民對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從文藝“為工農兵服務”到“以人民為中心”，中國民間文藝的民間立場經過不斷建構與發展，確立并強化民間文藝的人民立場和人民主體，從根本上錨定了民間文藝的出發點，明確了發展的意義和方向，融入民族解放與復興發展進程，發揮切實而長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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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民間文藝在廣大民眾的生產生活中自然孕育和發展，具有鮮明的生活屬性。傳統民間文藝基于廣大民眾生活而富有集體性、經驗性和自發性。如，民間文學具有口傳性，主要是一種生活文本，不依賴于書面文學的“文藝理論”；民間工藝具有經驗性，經由長久的學習模仿獲得，是非話語的，存在于人與人以及人與環境的互動之中；民間的音樂、歌舞、曲藝等往往與民俗活動緊密相關，在婚喪嫁娶、節慶祭祀等儀式活動中表達情感、訴說寄托，成為人與人之間不言自明、心領神會的方式。在工業化、現代化之前，廣大民眾對民間文藝耳濡目染、參與其中，假之以表達思想感情、維系人際的團結、保持社會的規范、實現心理的慰藉，但也主要是從自身生活視域出發，往往“日用而不知”，對民間文藝缺乏自覺、理性的認知。近代以來，中國社會被動卷入現代化的變革洪流，革命戰爭、工業化等劇烈變革使傳統生活方式以及孕育其中的傳統民間文藝受到沖擊，民間文藝是自發自然地衍生或漫滅，還是在新的時代生活中建立銜接點和適配性，乃至在民族進步發展的歷史進程中自覺自信地發揮積極作用，成為一個歷史命題。

△江豐《念書好》1944年 中國美術館藏

“五四”時期的文藝家認識到民間文藝的文化意義以及對社會生活的建構作用，但進一步從理論和實踐上明確并成熟地使民間文藝融入變遷中的時代生活，使之具有現實生活內容并延續和凸顯本土風格、民族精神，還在于《講話》及其指導下的抗日根據地的文藝實踐。在《講話》精神指導下，當時的許多文藝家參與到抗日反奸、減租減息、生產勞動中，積極以民間文藝形式反映時代生活，發揮文藝鼓舞宣傳、團結凝聚的實際作用，服務抗敵斗爭。文藝實踐因此敏銳把握人民的現實生活和迫切需求，注重運用人民喜聞樂見的文藝樣式和藝術語言，民眾生活主題和民族風格氣派成為“一體化”的存在。即只有反映人民生活并運用民間風格樣式才有助于貼近大眾、服務大眾、宣傳革命、實現民族救亡與解放。中國現代文藝由此進一步實現了藝術的民族化與大眾化，民間文藝融入并服務于民族解放發展，寫下了濃墨重彩的篇章。1942年以后，解放區對于民間文藝的學習和創作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比如，民歌、評書的創作和傳播，發揮聽說樣式的敘事性、地方語言和曲調的熟悉性，融入革命精神、革命政策等，在當時發揮了精神鼓舞和支撐的強大作用。1943年延安的秧歌戲、秧歌劇等創作演出形成熱潮，反映擁軍參軍、表現開荒生產、歌頌英雄人物、傳達時事任務、改造落后群眾、反映家庭倫理等主題，通過工農兵群眾共同參與的形式，和著民間曲調、唱著革命生產歌曲一起歌舞，形成情感的共鳴和思想意識的深厚認同與凝聚。在民間美術方面，延安的新剪紙、新窗花以民間藝術語言表現革命生產生活；新年畫以軍民合作、生產勞動、讀書識字等為題材，運用民間年畫的色彩特點、裝飾風格乃至約定俗成的符號紋樣，將避邪祈福等民俗心理與抗敵勝利等主題相結合，形成創作與傳播的熱潮；還有魯藝美術工作者創作的全新內容的泥娃娃、新皮影等，以農民生活為主題，得到了百姓的認可和喜愛。有研究者指出：“延安文藝運動實際是民間文藝運動”，“延安文藝的成就源于民間文藝”。雖然在民族救亡、革命戰爭的特定階段，對民間文藝資源的取用發展存在革命話語對民間話語的滲透與改造，但從根本上看，正是民間文藝在社會急劇轉型變遷的歷史境遇中，經由自覺、主動地創作和傳播，獲得新的現實的生活內容并將本土的、民族的風格樣式發揚光大，在民眾中產生影響的過程，具有重要意義。文藝反映人民生活、時代現實，并以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語言、形式和風格呈現及發揮作用，這是緊密相連、不可或缺的兩個方面，民間文藝由此在理論和實踐上獲得了歷史性的自覺和發展。

社會發展，生活變遷，工業化、城市化及經濟和文化的“全球化”產生持續影響。隨著機械流水線大幅度取代日常的手藝勞作，城市中林立的高樓和封閉的單元居室廣泛取代聚族而居的聚落和熟人鄰里，遍及城鎮的購物中心以及網店消費在極大程度上取代了時令民俗中的集市圩場，現代化的公共設施普遍取代了傳統的戲臺、井臺、谷場以及一系列節俗儀式的改變，傳統民間文學、民間工藝、民間美術的自然傳承和傳播缺乏載體備受沖擊，依托傳統生活的民間文藝因此面臨傳承發展的危機。21世紀以來政府、專家及公眾就此開展了一系列“非物質文化遺產”意義上的搶救和保護，主要從文化的視野和工作機制加以認識和實踐。直到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發表《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進一步從文藝精神及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作出闡釋。講話從民族歷史發展闡述文化文藝的作用，提出了關于“自信”“修復”“共同情感和價值”“共同理想和精神”等重要命題，成為此后2016年《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2021年《在中國文聯十一大、中國作協十大開幕式上的講話》等一系列文藝重要講話的先聲，在新的文化發展關口，為包括民間文藝在內的文藝發展明確了發展的脈絡、基礎和方向。就民間文藝而言，從社會發展的新階段、新現實去觀照生活的基礎、生活的主題和內在的心靈世界、美學精神，不僅要守其形還要留其魂，不僅要繁榮民間文藝的樣態還要固其根本。對變遷發展中的民間文藝而言，對生活主題的把握、生活屬性的維系以及特有民族風格和氣派的保持凝練等，需要更深層次的自覺和更廣泛意義上的實踐。因此，與關于文藝的重要講話相關的社會發展思想和工作部署具有相輔相成的重要作用，文化自信、留住鄉愁、鄉村振興等對民間文藝的傳承發展具有固本培元的重要意義。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中國民間文藝的生活主題和民族氣派的根基和源泉正在于此。在這一方針指引下，《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和《中國民間工藝集成》出版工程全面啟動，對千百年來主要通過口頭傳播和經驗傳承民間文學、民間工藝進行系統化的輯錄和出版，不僅是對“五四”歌謠學運動、延安魯藝收集整理民間文學、民間音樂和民間美術以及1949年以來三大“集成”普查采集和編纂的繼承延續，更是對民間文藝之于民族文化復興發展價值的全面認識，對民間文學、民間工藝等在更廣的時空范圍里積淀形成的生活主題、民族精神與風格樣式的體系化梳理和傳播，為當下以及長遠發展提供民間文藝的文脈參照。民間文藝中追求幸福生活的主題、素樸熱烈的風格、充滿生命力的精神在新時代文藝發展中得到新的認識和發揚，而且它不只具有藝術的、學術的意義，還與鄉村發展、鄉愁記憶等現實的民生和精神世界相關聯，具有綜合意義。

△《中國民間文學大系》封面

(來源：“中國藝術報”微信公號)

△《中國民間工藝集成》封面

(來源：作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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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民間文藝的自覺和學術意義上的建構在中華文明的現代轉型過程中開啟。“五四”時期，文學、哲學、美學等現代文化發展有強烈的“西化”特點，文學革命與外來思潮作用有直接關系，“以美育代宗教”等一系列現代化危機的解決方案也與歐洲哲學美學的引介密切相關。事實上，西方現代文明的引介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尤其因藝術和審美在文化中的特殊性，中華民族的文化發展不能簡單復制歐洲現代化的道路。回歸本土，與中國的社會實際結合，與最廣大的人民大眾結合，走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極為必要且迫切。百余年前，“歌謠學運動”發起、《民間文藝》創刊等通過收集采錄民歌、民謠、民間故事等民俗文化資料發展學術和文藝，實質在于探尋和創造本民族的文藝文化。1927年創刊的《民間文藝》即提出將民間文藝(民俗)的調查和發表作為“認識民眾”的途徑。可以說，中國民間文藝的現代學術體系在構建之初即確立了田野調查的基礎。與精英立場相關，這一時期的“蒐集歌謠”和調查發掘“幾千年來埋沒的民眾藝術、民眾信仰、民眾習慣”(《民間文藝》)還具有較強的主體意識，很大程度上是俯視視野中以“我”為中心的田野操作。

《講話》提出文藝工作者必須深入人民群眾去“觀察、體驗、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階級，一切群眾，一切生動的生活形式和斗爭形式，一切文學和藝術的原始材料”。魯藝師生在實際工作與斗爭中深入生活，與邊區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革命文藝工作者不僅接受民間文藝的感染和啟發，并積極收集百姓對文藝作品的評價和意見。這樣的調查采風主要目標在于指導創作，實質上也建立了對民間文藝語言形式、情感精神及藝術生產機制的深刻認知和體驗，并通過創作實踐加以表達和發揮。如果說甲午戰敗后中華文化原有的發展邏輯受到了顛覆性的解構，而中國社會的特殊性不只在于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更深藏于文化之中，特別是維系集體記憶、默會習得的藝術和審美的情感結構中；那么，延安文藝座談會指導下的文藝實踐深入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實質也是進入田野現場并理解田野現場中的人，不是僅停留在事實層面的認知和感受，更追溯其背后的機理，將之融入創作。這種植根人民生活的田野范式，蘊含強烈的本土文化的創造性追求，發揮了深遠影響。

歷史的長河奔涌向前，民族救亡的硝煙散去，民族文化復興仍是持續命題。歷史證明，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不能簡單移植復制西方現代思想和道路，需從自身國情現實出發探索，以田野調查為基礎對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現實加以持續研究是必要且關鍵的。如果缺少這樣的基礎，“中國的現代美學和藝術理論的研究就仍然沒有‘站起來’，‘中國審美文化’和‘中華美學精神’的再創造也就完全沒有可能”。從民族發展的歷史與現實意義上看，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在新的歷史關口進一步樹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方向，其不僅是創作的方法論，也是文藝研究、文藝批評的方法論，指導文藝工作者“走進生活深處，在人民中體悟生活本質、吃透生活底蘊”。就民間文藝發展而言，民間文藝來自民眾的集體創造，來自民眾的生活本身，不論創作者、研究者還是工作組織者都不能與民間文藝的人民主體和真實生活相隔絕，必須深入到生活中，做長時間的觀察和體驗。民間文藝不是一種文藝現象的存在，而是參與者親自經歷的生活本身，只有如此才能獲得生活的養分存續發展，而不是停留在博物館的展窗和書齋文獻中。所以，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文藝實踐方向和方法，對于民間文藝田野范式的完善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直接關系發展的基礎和生命力。

結語：“民間”傳統的意義

百余年來，中華民族經歷了現代化的社會轉型，走過了救亡圖存的危難時刻，經歷了一系列革新探索，民間文藝就像一幅民間生活的晴雨表，反映世態人心，也因為生活的轉型變遷面臨自然而然的問題甚至困境。1942年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和2014年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在民族救亡與復興發展、社會重構與建設發展的關鍵節點，從理論和實踐上對中國現代文藝的基礎和目標、方向和方法作出了明確而深刻的界定和闡釋，確立并深化了中國現代文藝的人民立場、人民主體、人民生活主題、民族風格氣派和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社會民生視野和田野方法，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對于民間文藝而言，千百年來最廣大群體的生活創造如何在社會轉型中存續發展并融入歷史進程，保持生命力和發揮作用，顯然不能停留在自發自然的狀態，而是亟需自覺和自信。72年間的兩次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進一步從理論和實踐的自覺與指導意義上構建和深化了新的歷史進程中民間文藝的“民間”傳統，指導文藝工作者以及廣大民眾深刻認識并不斷實現民間文藝的基本出發點、鮮明特色和重要價值，發揮了定向糾偏、引導促進的重要作用。特別是現階段，不同于民族救亡時期的劇烈變革，物質極大豐裕，信息交流互通，孕育依托于民眾生活的民間文藝其存續發展經歷的是隱性的磨礪、沖擊和

改寫。在這個關鍵階段，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及一系列關于文藝工作的重要論述深入到最深沉、最基礎的“文化自信”層面，關注無形而又充滿維系力量的鄉愁記憶，重視民間文藝所依存的鄉村的振興，從更深的維度和現實的聚落場域出發指引民間文藝的發展方向和路徑，結合新的發展現實構建和深化了民間文藝的“民間”傳統，具有深遠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