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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 | 馬知遙： “非遺”扶貧可持續生態系統的構建策略

時間：2022-09-13 來源：中國工藝美術學會瀏覽量：144 分享：

201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促進了我國扶貧事業的穩步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文化事項中的活力因素，逐步參與到扶貧工作中來。2017年國務院頒布的《中國傳統工藝振興計劃》，首次在政策上將“非遺”與扶貧工作聯系起來。2018年文化和旅游部辦公廳印發《關于大力振興貧困地區傳統工藝助力精準扶貧的通知》肯定了“非遺”扶貧模式，做出“非遺”尤其是傳統工藝在助力精準扶貧方面的工作部署，支持貧困地區探索設立“非遺”扶貧就業工坊。同年7月《關于支持設立“非遺”扶貧就業工坊的通知》提出了將“非遺”用于扶貧就業工作中的具體方式，使“非遺”和扶貧工作的結合更加合法合規。截至2020年6月，全國已有393個國家級貧困縣和150個省級貧困縣開展“非遺”助力精準扶貧工作，共設立“非遺工坊”超過2000所，涉及“非遺”項目2206個，培訓近18萬人，帶動50萬人就業，助力22萬名建檔立卡貧困戶脫貧。[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一門手藝，脫貧致富｜非遺扶貧就業工坊圖鑒》，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網站，發表時間2020年6月29日。]在文化和旅游部的指導下，各省、市積極探索“非遺+扶貧”的地方模式，并取得一定成效。

在“非遺”與扶貧的結合方式上，采用互聯網是一大亮點。2016年11月，中央網信辦、國家發展改革委、國務院扶貧辦聯合發布《網絡扶貧行動計劃》，該計劃提出實施農村電商工程，推動貧困地區農村特色產業的發展。[《中央網信辦等三部委聯合發文加快實施網絡扶貧行動》，光明網，發表時間2016年10月28日。]在計劃實施過程中，各互聯網平臺積極推進扶貧工作，其中不乏“非遺”扶貧案例。阿里巴巴、京東、拼多多等各大電商平臺攜手舉辦“非遺”購物節活動，“非遺”店鋪從2020年的6500家增長到2021年的7000余家。[數據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2020年與2021年文化和自然遺產日相關報道。]京東平臺上，“文化和自然遺產日”“非遺”相關品類全天成交同比超過260%，助力湖北“非遺”專場銷售環比增長10倍。[《“非遺購物節”述評四：手機成為非遺傳承人的新生產工具》，光明網，發表時間2020年6月22日。]2019年，快手發布“‘非遺’帶頭人計劃”，此外，還有抖音推出的“‘非遺’合伙人計劃”、百度設立的“非遺百科”和嗶哩嗶哩的“我的非遺故事”等一系列“互聯網+‘非遺’”活動。與互聯網的結合擴大了“非遺”在大眾生活中的影響力，推動了“非遺”更好地融入現代生活，同時，“非遺”直播帶來的經濟收益鼓勵更多年輕人回到農村，助力鄉村扶貧工作的發展。在“非遺”扶貧模式中，除了“互聯網+”模式外，還有打造“非遺”文化品牌、開發“非遺”旅游、創新“非遺”民俗演出等模式，通過不同的路徑將“非遺”與扶貧結合起來，使“非遺”在扶貧事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非遺”與扶貧的結合帶來了可觀的效益，學界各位學者從自身視角出發，立足地域特色，對“非遺”扶貧模式展開討論。劉永飛以手工藝類“非遺”為例探討西部民族地區“非遺”扶貧開發的路徑，[參見劉永飛《西部民族省區非物質文化遺產扶貧開發研究——以國家級手工技藝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例》，《中州學刊》2013年第10期。]盧世菊、柏貴喜談到民族地區旅游扶貧開發中出現的貧困人口參與度不足、文化原生態消失、“非遺”保護困境等問題，[參見盧世菊、柏貴喜《民族地區旅游扶貧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協調發展研究》，《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劉敬華應用DSR機制分析了民族地區“‘非遺’+扶貧”的發展路徑，[參見劉敬華《民族地區非遺旅游轉型動力機制及路徑研究》，《原生態民族文化學刊》2017年第2期。]鄒文兵提及了“‘非遺’+扶貧”對苗繡活化傳承的經濟賦能作用，[參見鄒文兵《新時代非遺苗繡的“活化”：特質、現狀與路徑》，《藝術百家》2019年第1期。]肖遠平、王偉杰研究了“‘非遺’+扶貧”的“西江模式”實施的得失。[參見肖遠平、王偉杰《非物質文化遺產助力鄉村振興的“西江模式”研究》，《文化遺產》2019年第3期。]“非遺”扶貧模式有經驗，亦有不足，還需要進一步優化。

一、“非遺”扶貧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近年來,文化和旅游部“非遺司”在部黨組領導下，充分發揮傳統工藝類“非遺”的獨特優勢，全面開展“非遺”助力脫貧攻堅工作，助力超過10萬貧困戶就業增收。[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司榮獲全國脫貧攻堅先進集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網站，發表時間2021年2月26日。]“非遺”扶貧模式是可行的，互聯網+、跨界聯名、技術創新等都是“非遺”與扶貧結合可以采取的方式，但“非遺”與扶貧的結合過程中也存在一些問題。

從最初的“非遺”項目助力扶貧到成為“非遺”傳承與扶貧的負擔，這是“非遺”扶貧模式運行過程中出現的一個問題。山東省鄄城縣魯錦的制作和銷售，從最初成為能帶動近6000人就業的扶貧項目，到產業化以后失去了傳承主體，如今除了傳承活動中的織造外，為了獲取加工費而織造的行為少見。[參見胡玉福《非遺扶貧中受益機制的建立與完善——基于魯錦項目的思考》，《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產業化加劇了“非遺”傳承的困難，在經濟效益的轉化過程中失去了對“非遺”主體的保護，這是“非遺”扶貧過程中的一種悖論。

一些“非遺”項目則本身不具備扶貧的能力。在某知名大學的“非遺”研培中，幾位傳承人在訪談中都表示，他們都有自己的主業，自己所掌握的手藝只當作興趣愛好，制作好的產品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有限，還常常需要投入資金來做作品，帶不來經濟利益就難以招來徒弟。葫蘆雕刻藝人周建華說：“我不依靠葫蘆雕刻為生，本身有一份工資拿，退休以后有了時間重新拾起這份手藝，工作室一開始也是自己出錢租的，一年6萬塊左右。來找我學習的學生不多，現在年輕人都想要利益，這門手藝帶來利益比較慢，一般至少學習一年以上才可以掌握基本要領，慢一點的兩年也有，而花上一個月時間創作的作品也只能賣上幾百或者一兩千的價格。年輕人一看掙不來錢自然不會找你學，這是我現在收徒的一大困難。[”訪談對象：周建華；訪談人：王樂穎；訪談時間：2020年11月2日；訪談地點：天津大學42齋。]當傳承本身難以為繼時，“非遺”與扶貧的結合也會變得困難起來。而部分“非遺”扶貧活動則缺乏可持續性，張艷在訪談中說道：“我們那里也有號召傳承人進山區的活動，往往為期一兩天，我會去山區教他們學習布老虎制作，這門手藝不難，一兩天的時間足夠學會，但是這門手藝帶來的收益不算高，普通的布老虎根本賣不上價，我也不靠這門手藝為生，也不能以此為生，它無法帶來足夠的利益。[”訪談對象：張艷；訪談人：王樂穎；訪談時間：2020年10月30日；訪談地點：天津大學42齋。]此外，“非遺”扶貧存在形式化問題，一些地方在推進“非遺”扶貧就業工坊等工作中存在“盆景式”打造的狀況，沒有將“非遺”文化做深、做實、做出效益。[參見劉杰《非遺扶貧的作用機制、實踐困境與路徑優化》，《財政科學》2019年第8期。]“非遺”與扶貧結合時，還存在其他問題，例如傳承人對政策的誤解、信息傳遞的偏誤、“非遺”產品與作品的矛盾沖突等，這類問題的出現不利于“非遺”創造經濟效益助力扶貧，同時更會傷害到“非遺”本身的保護與傳承。

二、“非遺”扶貧生態系統的構建路徑

為解決上述問題，就需要構建可持續發展的“非遺”扶貧生態系統。生態系統最早由英國生物學家George Tansley提出，是指一定地域空間范圍內生存的所有生物與周圍環境相互作用、聯系的具有能量流動、物質循環和信息傳遞功能的統一整體。[參見范國睿《教育生態學》，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生態系統具有整體性、適應性等特點，其能夠根據環境的改變調整自身結構與功能，從而有利于事物的發展。“非遺”扶貧生態系統是社會生態系統的一種形式，具有社會性、自然性、經濟性等特征，“非遺”扶貧生態系統的建構，不僅涉及傳承人、政府、市場、中介等多種因素，同時與經濟、文化、自然等元素密切相關，“非遺”扶貧隨著時代的發展與環境的改變，也應不斷調整優化其組織結構與實施細節。

“非遺”扶貧作為一種內生式脫貧方式，是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的轉向，“非遺”與扶貧結合的核心在于推動“非遺”產品實現文化價值向經濟價值的轉化。傳承人是“非遺”保護的主體，也是“非遺”扶貧模式的關鍵要素，其主觀能動性的發揮一定程度影響甚至決定著政策實施的有效性，“非遺”扶貧可持續發展生態系統的構建需要重視傳承人的核心地位。傳統手工藝類“非遺”物質載體明確，產品多樣化，文化價值向經濟價值的轉變較為方便，與扶貧的結合最為密切，在此試以傳統手工藝類“非遺”為例，探討“非遺”扶貧可持續生態系統的構建路徑。

（一）構建培訓學習機制，促進“非遺”主體與時俱進

傳承人是“非遺”扶貧系統中的主體要素，也是“非遺”傳承與保護的主體，想要達到與其他因素的良性互動，傳承人需要與時俱進、加強學習。要學習政策、新技術，也要學習其他技藝傳承人所掌握的技藝。傳承人需要把握住時代脈搏，守正的同時加以創新，以實現自身“非遺”技藝的創新性發展，在對自身技藝形成文化認同的基礎上逐漸形成市場意識，從而推動其所掌握的“非遺”技藝的文化價值向經濟效益的創造性轉化。

1.把握時代脈搏，守正創新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守正創新”的明確要求。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其中明確提到“堅持守正創新，尊重非物質文化遺產基本內涵，弘揚其當代價值。”[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網站，發表時間2021年8月12日。]所謂“守正”，是指堅守正道、堅守正統，在手工藝類“非遺”技藝傳承與保護的過程中，有時會出現偏離正統的情況，手工制作是“非遺”的精髓，但在機械化大生產的今天，有的“非遺”傳承人為了追求效率，在制作過程中全部采用機械化取代人工，這會使其“非遺”產品失去本真，轉變為單純工藝制品。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歷經百年的傳承流變中，它所依托的根源沒有變，也就是其背后的中華傳統文化沒有變，傳承人需要堅守自身“非遺”技藝背后的文化傳統，在文化認同的基礎上，把握時代脈搏，在表現形式、物質載體、題材內容等方面不斷創新，為傳統手工藝類“非遺”注入時代特色。來自河南的面塑技藝傳承人朱勇強，將動漫與面塑相結合，推出了一系列面塑手辦，廣受年輕消費群體的歡迎。海派剪紙“守白藝術”，[守白藝術是海派剪紙傳承人李守白創立的一個剪紙品牌。]堅守海派文化，同時不忘創新，講求“新舊”融合、“東西”融合、“高科技與傳統”融合。如海派剪紙燈籠，讓剪紙和裝置科技結合，成為店里的大熱產品。[參見游紅霞《非遺傳承人的創業意識研究——以“海派剪紙”的創業實踐為例》，《湖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非遺”作品的生命力在于它的原創性，傳承人需要堅守技藝本真，在此基礎上為作品融入時代特色，在表現傳統美的同時打開市場，實現“非遺”創新性發展與創造性轉化，這是傳承人與市場形成良性互動的關鍵。

2.參加研習培訓，提升自我

傳承人能力的鍛煉與創新意識的培養離不開系統的培訓，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群研修研習培訓計劃是《國家“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綱要》提出的重要舉措，旨在幫助“非遺”傳承人群提高文化藝術素養、審美能力、創新能力。某知名大學開展的“非遺”研培中，專門請業界前沿人士為各位傳承人開設實操課程，講解如何打造品牌、如何開設直播等必備技能，評價較好。其中有位傳承人對市場興趣較大，但苦于跟不上時代，這樣的現代技能型課程恰好彌補了他的短板，在研培結束后，他運用學到的知識，積極開展網絡傳播，在直播的過程中展示葫蘆雕刻技藝，售賣葫蘆作品，吸引了大批粉絲，也帶來了經濟效益。傳承人參與研習培訓，不僅能夠獲得相關技藝的提升，也可以進行自身理念的提升。一方面，掌握相同類屬技藝的傳承人之間可以溝通交流，觸類旁通，助力技巧的掌握與表現形式的創新；另一方面，理論知識的學習有助于培養傳承人的文化認同意識，激發其文化自信。此外，傳承人通過高校了解國家“非遺”保護的前沿政策與法律法規，提高了政府信息向傳承人的傳播效率。高校也能關注到傳承中的現實問題，在學術層面進行資源整合反饋，為傳承人發聲，以此推動政府與傳承人的良性互動。

3.轉變意識，從文化認同到市場認知

傳統手工藝類“非遺”種類眾多，潛在利潤空間較大，易于實現文化價值向經濟價值的轉化生成。但傳統技藝與現代市場的融合程度受到傳承人認知能力的影響。“非遺”扶貧的關鍵在于其文化價值向經濟效益的成功轉化，傳統手工藝類“非遺”產品想要贏得市場，首先需要傳承人認知市場。例如云南寧蒗摩梭人村落的民族服飾手工藝傳習項目，當地人最初認為傳統摩梭服飾已被時代拋棄，無法產生經濟效益，在專家的勸說下開始嘗試純手工縫制民族服飾，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參見鄧啟耀《不離本土的自我傳習與跨界傳播——摩梭民族服飾工藝傳承“婦女合作社”考察》，《文化遺產》2017年第6期。]傳承人對市場的認知與對本身技藝的文化認同度密切相關，文化認同是市場認知的基礎，只有深刻認識到自身所掌握的技藝背后的文化內涵，把握其中的文化資源，才能以傳統文化為依托，建立起對市場的認知，幫助產品立足市場。

在國家政策的指導下，各地舉辦的“非遺”購物節、“非遺”展會眾多，在展銷過程中存在一種現象，攤位人流量的多寡取決于攤主對自身產品的宣傳力度，即使是精工細造的產品也需要推廣才能在市場上立足。許多傳承人雖然是技藝上的佼佼者，但并不擅長市場推銷，也有傳承人反感市場行為，不想將自己辛苦做出的作品輕易轉換成金錢。傳承人對市場的態度直接關系到產品在市場上的反響程度，因此其需要改變心態，接觸市場，把握環境，緊跟政策導向，逐步建立對市場的正確的認知。云南省鶴慶縣新華村把握住了云南大理、麗江日漸壯大的旅游人群的需求和當下城市富裕市民對于金銀寶石等貴重金屬保值、增值及身份體現的精神需求，[參見王一帆、吳忠軍、梁福興《民族旅游村寨特色文化產業化發展研究——以云南省鶴慶縣新華村銀匠產業為例》，《民族論壇》2014年第9期。]在旅游開發中大力發展銀匠產業，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從文化認同到市場認知，這是傳承人與市場良性互動的關鍵因素。

（二）強化政府主導責任，做好“非遺”生態建設的把關人

在“非遺”扶貧可持續生態系統中，政府的角色是“把關人”。“把關人”（gate keeper）概念最早由西方傳播學家提出，是指新聞從業人員決定了哪些信息可以成為媒體的報道內容并經由大眾傳播進入受眾的視野，進而通過選擇材料、加工處理等方式將事實性信息“制作”為新聞提供給受眾，以達成一定的目的。[參見魏超《新媒體技術發展對網絡輿情信息工作的影響研究》，《圖書情報工作》2014年第1期。]在“非遺”扶貧中，“非遺”產品的市場準入與“非遺”清單的設立都由政府“把關”，做好“把關人”可以從以下3個路徑入手。

1.做深做實“非遺”研培計劃，推進人才培養

“非遺”保護的核心在于傳承人，后繼無人是許多“非遺”技藝面臨的困境之一，此時的“非遺”本身急需輸血式保護無法助力扶貧，人才培養是“非遺”扶貧生態系統持續運轉的基礎，是扶智與扶貧的結合點位，是解決當前問題的破局之道。它有兩條路徑，一是將“非遺”融入現代教育體系中，二是做深做實“非遺”研培計劃。2021年初，在教育部發布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更新的通知中，“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成為新設置的 37 個專業之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教育部關于公布 2020 年度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備案和審批結果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網站，發表時間2021年2月20日。]將“非遺”納入現代教育體系，打破了傳統師徒傳承的局面，以正規教育體系進行傳承人才的培養，可以使“非遺”人才不斷擴增，為整個系統的可持續運轉奠定基礎，助力尋找更佳的文化價值向經濟價值的轉化鏈接。自2015年“非遺”研培計劃實施以來，培訓傳承人群已達10萬人次，研培的廣度粗具規模，研培的深度是新的出發點。2021年，《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研修培訓計劃實施方案（2021—2025）》印發，該方案肯定了研培計劃在振興傳統工藝、助力脫貧攻堅中的積極作用，提到要重視青年人在“非遺”可持續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注重保持和擴大傳承人隊伍。[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文化和旅游部、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關于印發〈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研修培訓計劃實施方案（2021—2025）〉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網站，發表日期2021年10月9日。]該方案明確區分研修與培訓的對象與培訓內容，對參與院校的要求有了新的要求。做實“非遺”研培，學員遴選是關鍵，根據所組班次等級和培訓方式選擇合適的學員，既要保障受教育者的覆蓋面，又要保證受教育者與教育層次的匹配。做深“非遺”研培，不僅需要提供技藝技能與理論知識的培訓，更需要培養學員的現代技能——例如數字媒介使用技術、企業管理的技能等。更新傳承人的觀念，助力其開拓“非遺”產品市場，幫助傳承人立足市場謀求生計，在政府協調管理下實現傳承人與市場的良性互動。人才培養是推動技藝傳承與經濟效益增長協同發展的路徑之一。

2.明晰職能，探索“非遺”退出機制

2021年，《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發布，其中提到要強化機構隊伍建設，建立代表性項目動態調整機制。[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和旅游部網站，發布日期2021年8月12日。]在某高校舉辦的一次“非遺”研培活動中，有傳承人提到“現在‘非遺’很多部門都在管，常感到困惑，沒有歸屬感。”當管理機構職能交叉時，被管理者產生困惑，政策信息的傳播也會受到干擾，二者之間的有效溝通機制急需建立。政府部門的職能需要進一步明晰，簡化、優化管理以便于傳承人與政府的正向互動。政策的細化需要聆聽受眾反饋后加以改進，政府與傳承人之間需要建立起有效溝通機制，使傳承人的訴求得到切實反饋與解決，以實現其良性互動。同時需要完善“非遺”認定機制，及時更新“非遺”名錄清單，探索實施“非遺”退出機制，推進“非遺”退出機制試點工作，退出機制與認定機制相輔相成，是“非遺”保護工作的重要方面。2021年12月，文旅部取消喬月亮等5人國家級“非遺”代表性傳承人資格，退出機制的實踐讓有限的財政資源落實到真正的“非遺”項目上，為傳承人帶來切身利益，避免重申報而輕保護的現象，激發傳承與創造性轉化的內在動力。

3.完善“非遺”產品市場準入制度

目前，市場上以“非遺”命名的產品數量眾多，但產品質量良莠不齊，同時也并非都是“非遺”。以布老虎為例，手工縫制的布老虎刺繡繁復，費時較多，市場上的某些布老虎在制作過程中為了降低成本，原本手工縫制的眼睛被塑料粘扣代替，本體填充也換成了廉價的塑料，這樣的布老虎失去了辟邪、保平安的寓意寄托，變成了單純的現代化玩偶，其成本低、售價低，市場占有率高，擠壓了“非遺”傳承人本就不多的利益空間。從市場監管角度來看，政府需要通過制度約束，促進文化市場與文化產業的發展，提供良好的“生態”環境，鼓勵更多的優質“非遺”作品產生，使消費者得到更多優質文化產品的購買選擇機會，滿足消費者多方面、多層次的需要。[參見謝大京《藝術管理》，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市場運營的內在邏輯是逐利，在市場競爭中，如果“非遺”產品市場準入門檻過低，濫價行為的出現會嚴重侵害傳承人的利益，惡性競爭的市場行為需要政府加以管控，設立“非遺”市場準入守則，嚴格打擊打著“非遺”旗號售賣假冒偽劣的偽“非遺”產品，推動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維護傳承人的合法合理利益，積極促成傳承人與市場之間的良性互動。

作為管理者，政府需要組織調節好傳承人與市場這兩個客體，明晰認定“非遺”管理機構，推進“非遺”人才培養，及時更新“非遺”名錄清單，完善“非遺”產品的市場準入與退出機制，加強“非遺”立項與“非遺”產品市場準入的把關能力。

（三）注重市場引領，發揮好市場的風向標作用

市場是政策執行的風向標，同時有一定自主性、自發性。在“非遺”扶貧可持續生態系統中，市場是“非遺”實現扶貧價值功效的主陣地，市場主體為消費者與企業，要想實現“非遺”與扶貧的高效結合，就需要重視市場的作用，積極促成市場與傳承人和政府之間的良性互動。

市場與傳承人的互動呈現相互學習的態勢，傳承人在探索中學習市場行為，市場容納“非遺”產品從而了解“非遺”。近年來隨著文化產業的發展，文化要素得到重視，部分傳統手工藝類“非遺”投入市場后反響良好，獲得了消費者的口碑。傳承人通過認知市場，在物料選擇與產品形式上搶先占領創新高點，打開銷路；市場吸收創新產品，倒逼行業內相關從業者學習新樣式、新方法和采用新材料，優化生產。消費者在享受到更優質的“非遺”產品的同時，在消費升級的過程中加深了對“非遺”的了解，樹立合理消費觀，抵制假冒偽劣“非遺”產品。傳承人與市場的良性互動一方面需要發揮傳承人的主體能動性，樹立創新意識；另一方面需要企業守住本心，追求合法效益，不侵害、擠壓傳承人的利益空間，不能以“非遺”的名號生產售賣僅添加“非遺”元素的現代工藝品，自覺維護市場秩序。與此同時，也需要消費者自覺抵制假冒“非遺”產品，尊重和維護傳承人的知識產權。

市場與政府的互動，表現為市場的自發性行為與政府的監管活動。政策指導下的市場行為，可能會因政策的不夠明晰而變得混亂，例如大理的三月街，大量廉價商品沖擊了“非遺”產品，主打民族特色的市場變得與一般的露天市場無異。[參見張艷華、吳大華《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和保護的問題、原因和對策》，《貴州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市場與政府的良性互動需要構建權責明晰的政府管理體系與管理制度，避免出現因權責不明產生的四不管地帶，完善市場管理細則，用準入白名單取代禁入黑名單，激發“非遺”市場活力，嚴格區分現代工藝品與“非遺”手工藝品，提高“非遺”品類市場準入門檻，嚴厲打擊失去文化寓意的純機械化生產的偽“非遺”產品。

（四）優化傳播渠道，培養職業中介人

今天的“非遺”發展，如果要讓非物質文化遺產獲得廣泛的認可和可觀的經濟回報，需要既懂市場又懂營銷熱愛“非遺”的專門的“非遺”職業中介人，或稱文化經紀人。[參見馬知遙、劉智英、劉垚瑤《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的幾個關鍵性問題》，《民俗研究》2019年第6期。]中介在“非遺”扶貧系統中的功能在于推動三大要素間信息的高效傳播。這樣的職業中介人常有兩種：一為藝術管理者，溝通政府與傳承人；二為營銷代理，連接傳承人與市場。中介常常混合于三大主要因素中，起到推動系統和諧運轉的重要作用。想要讓中介因素在“非遺”扶貧系統中發揮正向影響，需要注意以下兩個主體。

1.鄉村精英

鄉村的傳統文化最為深厚，也是“非遺”扎根的沃土，在“非遺”保護與價值轉化中，不能忽視鄉村精英。這一類人，因為能夠熟練掌握和使用民間文獻，熟知鄉土禮儀，熱心公益事務，在民間擁有出色的組織能力與運作智慧，在日常生活中積累了較高的社會聲望，在當地“非遺”活動中起到了組織或 “幕后推手”的作用。[參見張士閃《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當代鄉村社區發展——以魯中地區“惠民泥塑”“昌邑燒大牛”為實例》，《思想戰線》2017年第1期。]例如，在內蒙古烏蘭察布隆盛莊鎮，有八成的“非遺”項目是通過前文化站長王明柱申報的，他參加過政府的“非遺”培訓，深知“非遺”保護的重要性，“非遺”項目從項目申報書的起草到申報完成，都是他自發地聯系和幫助傳承人完成的，如常三文月餅便是在其反復勸說下申報為“非遺”，像王明柱這樣的鄉村精英起到了政策信息傳遞的中介作用。鄉村精英承擔中介這一重要角色，一方面有助于“非遺”保護，另一方面有助于市場與傳承人之間的溝通。王明柱主持成立了月餅協會，該協會助力隆盛莊鎮舉辦了月餅節活動，為傳承人進入市場搭橋。在“非遺”保護與傳承中，不能忽視鄉村精英的推手作用，政府需要加強組織培訓，注重利益保護，借助鄉村精英完善政府與傳承人之間的溝通機制。

2.代理機構

“非遺”中介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是代理機構，其連接傳承人與市場，是“非遺”產品實現經濟價值轉化的有力推手。自2016年《關于推進電商精準扶貧的指導意見》發布以來，各電商平臺與“非遺”的互動為扶貧工作創下了一項又一項業績。短視頻平臺的優勢尤為明顯，直接導入了滲入式消費，這給“非遺”產品帶來了新的商機，大大加快了“非遺”產品變現的速度，推動了“非遺”產業的發展。[參見吉琳玄、馬知遙、劉益曦《新媒體時代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與傳承》，《民族藝術研究》2020年第4期。]傳承人是“非遺”技藝的直接擁有者，但并非所有傳承人都能游刃有余地應對市場，這就需要代理機構幫助推銷其產品。在某高校舉辦的研培活動中，許多傳承人表示非常缺乏電商技能，希望能有專門的機構收取一定抽成幫他們售賣自己的產品。研培結束后，有學員找到了當地的代理機構，請他們幫助自己推廣產品，收獲了經濟效益。“非遺”產品的代理機構有效連接了市場與傳承人，政府在進行市場的監管并與之互動的過程中，需要鼓勵代理機構進入到“非遺”扶貧中來，促進“非遺”經濟效益的轉化生成。

結語

脫貧攻堅的成果需要保護，脫貧攻堅的道路需要繼續開辟，“非遺”扶貧模式的探討也仍未結束，“非遺”扶貧不僅是經濟發展路徑，也是“非遺”保護路徑。在“非遺”扶貧可持續生態系統中，需要以傳承與保護為基礎，以文化價值向經濟效益轉化為核心，尊重傳承人的主體地位，極大程度地發揮傳承人的能動性，協調政府、市場與傳承人之間的關系，重視中介的潛在力量，在維護傳承人利益的基礎上做到“非遺”傳承與經濟發展的和諧共生，大力發展生產性保護，在傳承的基礎上扶貧，通過扶貧帶來的經濟效益反哺傳承，從而獲得可持續的效果。創新是整個系統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無論是傳承人還是市場與政府，都需要不斷創新，因時因地調整自身姿態。傳承人根據時代與市場需求，創新物料與技術，使“非遺”產品精細化，融入時代特色。市場創新生產方式與銷售手段，推陳出新，激發大眾對“非遺”的熱情，在獲得經濟利益的同時促進“非遺”保護與傳承。政府創新管理體系，協調好“非遺”保護與“非遺”扶貧之間的關系，協調好經濟開發與“非遺”保護之間的關系。“非遺”扶貧可持續生態系統旨在通過加強傳承人、市場與政府三大主要因素之間的互動，重視中介因素的推動力，使系統發揮整體性功能，在堅守傳統文化的同時，加強“非遺”與市場的聯系，增強傳承人的市場認同意識，做到生產性保護與創新性發展，解決“非遺”扶貧中出現的不和諧問題，使得“非遺”扶貧能夠長久運行。

作者簡介：

馬知遙，天津大學國際教育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文化和旅游部重點實驗室建筑文化遺產傳承信息技術中心副主任；

原文載于：民族藝術研究雜志公眾號